我们看见，我们记录，改变也正在发生——经期需求被更多人谈论，性骚扰、性侵案件更快进入舆论，公共事件更容易获得广泛传播。但制度的回应并不总是同步，支持也并非总能及时到位。本文为2026年4月中国重大性别事件记录。

1、乘客月经沾染火车床单遭索赔，呼吁铁路售卖卫生巾

2026年3月，“女子月经弄脏火车床单被索赔180元，无奈冷水手洗床单”事件引发关注。当事人张女士（微博id：@勇敢小狐不怕困难）表示，发帖初衷是希望铁路方面能售卖卫生巾，完善公共服务。

3月20日，兰州铁路局兰州客运段官方微博@兰州客路段 发布引导性通报，将当事人称为“涉事旅客张某”，称事发时列车员“接了温水”协助清洗，并反复强调当事人就坐过程中“污染”床单和座椅套，导致其持续遭受包括诽谤和人身攻击在内的网络暴力。

3月21至22日，当事人发布多篇回应声明，称通报存在不实内容，但遭删帖。

4月1日，当事人发帖称已就兰州铁路相关通报提起名誉侵权诉讼，并对主要造谣诽谤者提起刑事自诉。

4月30日，网友反映兰州铁路已提供卫生巾购买渠道。但也有网友质疑一包卫生巾售价20元是否合理。

网友评论：

@陈生大王：列车是公共服务系统。在服务系统眼中，突来月经但没有卫生巾的女性，到底是一种麻烦，还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呐呐nanay：我们从来不是要揪住不放、挑起对立，我们只是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2、网约车司机性骚扰，乘客视频取证并报警

2026年4月2日，杭州警方通报“网约车司机猥亵后座女乘客”一案：一名女子在乘车时突遭司机谭某宝伸手触碰腿部。尽管受到惊吓，她并未当场与其正面冲突，而是悄悄录下视频，待安全下车后迅速报警并向平台投诉。司机谭某宝因涉嫌猥亵被行政拘留。

网友评论：

@沉迷丑酱nne：别总教女性要如何保护自己，我们要的是坏人不敢伸手的环境。

@张荆_婚姻继承律师：

大家好像已经默认了，坐网约车，尤其是女性夜间独乘，本身好像就是一件需要赌运气的事。平台的安全功能（一键报警、行程分享）成了心理安慰，真正出事时，远不如司机一瞬间的恶念来得快。这种默认，好像意味着我们被迫接受了某种不安全感作为生活的代价。

我们表彰勇敢报警的她，提醒更多女性注意安全，但是什么时候，女性可以不需要这份额外的勇敢，也能安全地坐一趟车？

3、电影《我，许可》片方未经授权使用家政女工集体创作成果

4月初，有网友指出热映电影《我，许可》未经许可使用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家政工集体创作的舞台剧《分·身》的舞美设计、情节、动作、台词等元素，且在影片和宣传中未提及原创团队。

4月8日，《分·身》制作人颜维旭及鸿雁前工作人员、豆瓣网友@风雨河防氧化 先后发文，表示电影导演杨荔钠曾于2025年联系过鸿雁，却在双方并未谈成合作的情况下，“未注明灵感来源或原创出处；对原创作品的核心表达进行洗稿式改编；未经许可将相似内容摄制成电影”，并指影片中家政工演出片段的“核心要素、舞美道具使用逻辑、台词、动作、演员走位与调度”方面与《分·身》的独创设计高度相似。

事件引发争议后，片方发布回应声明，承诺后续将会在上线流媒体的版本中增加对相关公益组织和人员的鸣谢，但未就此事致歉或提出补偿。

网友评论：

@全网都叫momo：一个关心女性处境的电影作品，在最关键的地方却复刻了长期以来对边缘群体劳动的处理方式，使用、转化，但不完整地承认……家政女工剧场这样的实践出发点往往不是作品，而是组织、赋权以及表达处境……如果一种创作是通过提取已经极度边缘化群体的实践，却不标注来源、不呈现生成过程，这种创作自由实际上是建立在谁的沉默之上？

@弦子和她的朋友们：虽然官方进行了致歉，但最实际的应该的做法是可以通过捐款之类的方式给鸿雁以经济补偿，做出实际的、符合商业社会规律、尊重劳动者知识产权的行动。

4、山西法官性骚扰当事人，曝光后被停职处理

4月12日，媒体曝光山西一法官吕某锁，于去年9月借工作名义在办公室涉嫌强制猥亵离婚案女当事人。经舆论发酵，警方主动联系受害者并行政立案，吕某锁被停职，纪检部门同步介入。

据了解，受害者曾多次向上级单位递交举报及录音证明材料，但没有任何回应。目前也有多名女性通过网络反映曾遭遇吕某锁以同样手法作案。

网友评论：

@暖阳浮愿：只是停职吗？处罚呢？公职人员知法犯法应当从重处罚吧！

@吃了饭没：全靠当事人的智能手表录下违法过程，如果这类事件发生在封闭场合里，受害者举证将更加困难。

5、中国留学生因性犯罪入狱，牵扯出中文网络犯罪群组

4月14日，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宣判，一名中国留学生钟义（Zhongyi J.，音译）因多次下药迷奸，被判入狱11年零3个月，罪名包括谋杀未遂、严重强奸罪及通过视频录像侵犯隐私。

同时警方指出，钟义所在的网络色情犯罪群，其核心为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Telegram私密群组，设有多个相关群组，其中一个大型群组规模约达4500人；而长期活跃、参与讨论下药经验及分享偷拍影像的成员，则超过2000人。几乎所有核心成员均为中国人，目前已确认的受害者几乎也都是中国女性，她们可能是这些男子的伴侣、同事、朋友或熟人。大多数受害者直到收到警方联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

据媒体报道，群聊组织者张大鹏现已被判处14年监禁，该群组的另一名成员，中国留学生“Tong Z*”也于2025年8月因强奸罪被定罪，相关案件审理仍在进行中。

网友评论：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希望和中国警方建立联动机制，追查在中国境内的犯罪人。

6、男子合成毒品致未成年女性身亡，媒体反称受害者“误饮”

4月23日前后，媒体陆续报道一起“深圳15岁少女在酒吧误饮过量‘滴滴水’，抢救无效身亡”的判决案件。新闻报道中提及的“滴滴水”为一种合成毒品，可致人产生头晕、幻觉、失忆，俗称“迷奸水”。

该案件实情为两位男性顾客自带“滴滴”原液勾兑制作“滴滴水”进行饮用，期间一酒吧销售人员为留住客户多购买酒水，安排未成年被害者进行陪酒。在原有“滴滴水”被饮用完后，两人又要求该销售人员联系另一名被告补充添加“滴滴”原液，最终导致被害者过量饮用死亡。案中4人均被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刑一年到一年十个月不等。

有网友指出，媒体在标题使用的“误饮”“过量饮用”等词并不准确，存在谴责受害者和误导读者的现象。

4月27日，《奇葩说》辩手罗淼发博称，“滴滴水”的主要成分均可在电商平台上进行购买，其作为一种常用大宗工业原料，同时又是明确的涉毒危险品，理应被更严格监管，再次引发关注。目前，多个电商平台已经进行下架。

网友评论：

@明净亦非：就算深夜酒吧不安全，也不是那几个罪犯美美隐身，反而将关注焦点聚焦到受害者身上的理由。

@烟波人长安：受害女方未成年就在酒吧“打工”，同时因为下毒的人用的是“毒品前体”且赔偿后获得了家属谅解，判得很轻。这里面应该讨论的事情太多了。结果全部都缩写成了“过量饮用”四个字。这件事是因为“过量饮用”导致的吗？

7、女子产后被前男友起诉，丧失抚养权且需支付“奶粉费”

4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一名男子在女友产后半个月提出起诉，要求其返还彩礼，并要求女方承担一半的“分娩费、月嫂费及奶粉费”。法院判决女方返还一半彩礼，承担一半奶粉费；因女方“重度抑郁正在接受治疗、暂不具备稳定抚养条件”，法院判定孩子由前男友抚养，女方需按月支付抚养费。

女方表示尊重法院判决，但情理上难以接受，称在此段关系中自己承担的9万多支出远高于男方彩礼6.6万元，且要求男方返还自己约2万元的嫁妆及个人物品，均遭到男方拒绝。“男方就只算了经济账，没有考虑到剖腹生产期间造成的生育损伤及恢复成本，况且我已经支付了一半，在此基础上还要求我承担，太过冷漠，也有违公序良俗。”

网友评论：

@fafm：女方的健康时间金钱都没了，孩子也没了，还得倒贴钱；男方合法“代孕”，去母留子，打得一手好算盘。

8、深圳警方对公共空间劝阻吸烟人士实施裸检，引发争议

4月24日，微博网友@来杯姬尾酒 发帖，称她在深圳公交站劝阻男子吸烟反遭对方持续辱骂，遂用饮料浇灭对方烟头，该男子随即拿起饮料瓶砸向其头脸部；警方在未调取监控视频的情况下要求她脱衣接受检查，称她的行为涉嫌侮辱，可处以5天的行政拘留和罚款，更发表“那咋办我也抽”、“公交站不算禁烟范围”等不当言论，迫使该网友选择和解。

相关信息引发网友对警方过度执法的质疑。次日该网友连续发布多条微博，称住处被不明人士连续敲门，自己和家人都遭到电话骚扰。随后其微博内容被批量删除，账号被禁言。

4月25日，光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确认公交站台属法定禁烟区，吸烟男子已被行政处罚，但并未正面回应是否存在裸检及该手续是否合规。

律师评论：

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钧：在法治昌明的今天，不能认为“由女性工作人员在独立封闭区域内进行检查”一句说明，就完全满足“文明执法”的要求。（来源：《联合早报》）

9、“脏手指”乐队主唱涉性骚扰，成都女性演出现场举牌抗议

4月24至26日，成都几名女性自发集结进行举牌抗议，抵制早在2023年就被多名女性公开指控性骚扰的乐队“脏手指”主唱管啸天的演出。她们手中的标语包括：”我们不要这样的摇滚乐”、“Fake punk，Real scum”、“观众有权利选择市场”等。

抗议很快吸引了上百名观众围观。与此同时，一些现场观众对抗议者进行辱骂、凝视和起哄，局部甚至出现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演出一度中断，但最终还是如常进行。

参与行动的抗议者ZHOUZHOU在《关于脏手指4.24–26 成都演出的抵制全记录》一文中表示：“但我不能因此说这次行动是失败的，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结局。我们在做一个档案，在书写一份记忆，在跟后来者说：这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选择没有沉默。不可忽视的是，行动之后，数个场外人士私下联系过我们，表达过自己的态度。他们没有在现场站出来，但事后表达了自己的尊重。”该文章随后遭删除。

网友评论：

@lonelydandelion1：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orangeeKun：What needs to be known should be MADE KNOWN.

10、“全女”营业场所屡遭暴力滋扰被迫关闭

4月28日，武汉全女空间“聚姬地”发布闭店声明。据其描述，经营期间多次遭遇外部骚扰与暴力事件：2023年，汉阳门店曾被不明男性多次踢门滋扰，最终停业关闭；2024年，街道口门店发生男子闯入砸店事件，现场监控记录完整，但后续处理进展有限，当事人称历经两年维权仅获得“赔偿800元”的调解方案。2025年，汉口门店因邻近施工导致墙体坍塌并造成人员受伤，停业期间租金仍正常收取，相关损失未获赔偿。

声明还提及部分经营“全女空间”的商家所遭遇的日常骚扰与破坏行为，包括门店招牌被盗、门口被投掷污物及排泄物等。

据了解，“聚姬地”在近三年先后开设三家面向女性的线下空间，提供免费卫生巾、临时借宿床位、女性书籍共享等服务，并发起“女性借宿地图”等互助项目，旨在为女性提供相对安全、支持性的环境。

网友评论：

@云：有没有一起把这件事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出去的姐妹。警察不管，正是因为这件事传播范围不广，其次没有人闹，也没有人看到女性愤怒的原因。

@ZHtTian：谢谢你为我们展示的关于女性联结的新可能性。我们都记得聚姬地存在过，它在武汉的地面消失，但在那么多人的心里生长。女士大义，祝福你！

访谈、整理：艾欣 编辑：柯弗

在过去的2025年，作为女权主义者，你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曾牵动你的心弦？你又希望带着怎样的愿景走进2026？

本文汇集了十一位年龄、职业、境遇各不相同的女权主义者的年终自述。这既是一份关于过去一年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探问和展望。

在她们的讲述中，我们得以见证女权行动可能的多种面向：不只是参与某一次声援，也在现实的限制中，突破、探索充实、自由的生活方式，保持敏锐和共情，持续地“做事情”。

2025，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经历？

回顾过去的一年，这些讲述者们有人以律师或志愿者的身份介入个案；有人参与海内外的倡议；有人在对公共事件保持观察的同时，对社会关系、个人成长也有了更多思考……

搭建支持网络

弦子，33岁，自由职业者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年底关注到了遭逼婚后逃家女生的个案。这些女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家里就不让她们读书或工作了，而是让她们处于等待婚姻的状态。她们往往会在小红书之类的社交平台求助，有的女生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安全地去了别的城市；但也有的女生回了老家，之后她们的手机可能会被收走，就不能再对外界联系。

很多求助是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被发现的。会有很多女生愿意帮她们，比如提供策略，或者线下去陪她们报警。但是资源特别匮乏，如果没有官方介入，你是很难跟她的家人抗衡的。地方妇联和救助站缺乏可持续的资源，而如果涉及到民族问题，警察会更加用维稳的思路去处理，媒体也更难有空间报道。女生在中间是受到双重的压迫。

我在之前其实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会这么普遍地发生，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的维度上。小红书或者抖音，因为算法问题，也是个比较封闭的平台，所以虽然有个案的求助，但很难让大家持续的将这个问题作为社会议题去关注。

另外一段经历是，去年和一群朋友共居了一段时间。她们从主流的生活方式中撤出，深入彼此生活、互相支持的状态，给我提供了一种对女权主义生活的想象。

当然大家拥有的东西都很少。比如你不再为父权制添砖加瓦，离开公司去做自由职业，中间也要付出很多个人的代价，要维持生计。所以这个乌托邦会处于一个漂移、不安稳的状态。但大家确实会为了女权和友谊，而为彼此承担更多，希望尽力地去维持它。

如果这个社会能给年轻女性和非主流的人提供更多资源，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路晓，25岁，公益人

相比前几年，我已经有点脱离社会热点了，也减少了对女权活动的参与，因为有点悲观，只想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即使这样，我依然觉得需要从个人的角度去关注那些事，哪怕只是转发一下，或者跟着大家一块儿举报一下，都算是在做出改变了。而不是说“跟我没关系，反正都是她们的事儿”。

我之前觉得应该先“润”出去，但最后选择进一家关注性别议题的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也是希望可以在擅长的领域做一点事情。

现实和自己想象当中不太一样，有很多琐碎、受创，但至少目前在我看来，还是能够影响到一些人，感觉自己相比以前单纯在线上发声的时候更落地了。

小练，36岁，公司职员

2025年是我结束产假回到职场，正式作为职场妈妈度过的第一年。我已经舍弃了非常多的社交，但因为工作的关系，能陪伴小朋友的时间还是很短。为了每天能多一两个小时，就把家搬到了离公司最近的地方。

但同时我还在坚持做了8年的对性别暴力受害者的志愿支持工作。这可能是我对自己女权主义者身份的一种确认。

现在我对于很多公众事件的关注和参与都减少了，但还是想做一些具体的，能够帮助到其他女性的事情。而且在我生了小朋友之后，对在婚姻中受到家暴的女性的处境又多了一份切身的体会，尤其是明白，那些当初为了照顾小孩辞职的女性，要离开婚姻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更加希望给类似的当事人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

回顾行动历程

猪西西，30+岁，实习律师

我经历了两次维权。一次是在学校工作期间被拖欠、克扣工资。后来我一边自学，一边咨询其他律师，也积极向各个部门进行投诉，最后通过劳动仲裁拿到了工资和一点离职补偿。

另一次是被驾校教练性骚扰，选择报警。公安部门有立案，但是出具了不予处罚决定书，于是我又申请行政复议。同时我也告了驾校侵权和违约。

以前总是作为消除歧视和暴力的志愿者去援助他人，所以我的通讯录里有很多律师、社工的联系方式。当收到求助的时候，我非常容易就能请他们提供支持，没有什么耻感。但是当我为自己的维权问题去问别人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开口，因为好像它不是一个公益案件。现在我还在慢慢克服这种羞耻的感受。

小糕，26岁，毕业后待业中

我曾经因为年轻，处在一种非常困顿、无力的状态。而在海外留学期间，我才阴差阳错开启了作为女权主义者、甚至活动者的自我认同，开始去参与抗议、做社群工作，而不只是看看网络上的新闻。

去年我离开英国的那一天，朋友们五六点钟就起床，去机场送我。其实我本来觉得没必要，因为去机场的火车票特别贵，每个人都要花十几磅。但大家肯定也是想要传递对我的感情和支持，所以我也很感动。

在飞机上，我发了一条动态，说“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不舍的同时也为自己高兴，过去的这些时间在英国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最后才能收获如此坚实的朋友网络。

回国后，我好像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但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对新环境、新挑战。相比以前，我无论是情绪还是认知上都变得更有力，虽然有很多挫折和暂时的迷茫，但整体心态还是蛮积极的，认识了一些在国内做行动的朋友，也能够探索更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Jessica，27岁，博士生

2025年3月，我和伙伴们在伦敦办了一个展，展示我们过去三年的女权主义行动。只策划了一个月不到，时间非常紧张，但最终还是办成了，有挺多人来看，也有人从我们的展览中受到了一些启发。

就在这样又满又累的行程下，3月8日的时候，我们还动员了很多人一起去参加游行。虽然那天有很多突发的情况，在街上甚至还受到了骚扰，但这件事让我回看了自己的行动历程。之前我只把参与抗议活动当作和朋友聚会，不想那么宏观地看待它们，而这次展览和游行，让我重新发现这些事情很重要。

在英国，作为一个东亚移民、酷儿女权行动者，我们的这些行动和经验是不会被主流的美术馆、博物馆认可的，但我们也可以对它们进行存档，并向其它地区的女权行动社群以及更多的人展示和肯定行动的意义。

自我照顾与成长

Kaka，30+岁，自由职业

过去一年做的工作跟性别和女权不直接相关，所以在行动上好像没有做什么很具体的事情。但如果是个人生活中，因为我没有在某个地方全职上班，时间变多了，所以和一些女权主义者朋友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变得更亲密了。

我觉得和女权主义者朋友们的交流，不在于从智识上获得了什么新知——当然这部分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倾听你的烦恼和感受，然后真诚地给出反馈。因为理念相近，所以对这些朋友会有天然的信任感，反过来她们也没有辜负这层信任关系。

比如我会跟朋友们讨论在工作上的困难，与团队合作的不顺，或是会经常自我怀疑。因为大家都是心怀平等、尊重的理念，且对权力会有反思的人，所以我们会讨论健康的职场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可能没有答案，但是这个讨论的过程感觉很赋能。不会说马上就有看似有效、能解燃眉之急，但实则很畸形，不利于人的长久发展的建议，而主流社会中其实充斥着这样的毒鸡汤。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重要经历，反正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

艾莉卡，29岁，律师

有一天和朋友在家里看《利兹与青鸟》，交流了很久关于女同性恋、百合文学的话题，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关于离别。而年底，我为了搬家在找房子，特别想住得离朋友近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自己不擅长离别。因为我一直在考虑和别人的关系，而不是自我。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就是要拥有独立人格。我意识到自己和朋友的生命会交织，但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过去我其实是一个有点空心的人，最近开始增加了自己的主动性，也明确了生活的目标，就是要省钱、学英语，然后出去读书，把自己在国内对司法、女权的经验和思考写出来。

汤包，32岁，失业女青年

回想起来，很多线下女权小伙伴的“奔现”，往往都是经由朋友介绍，或因同在某个共同的群聊而相识。今年也不例外。在朋友的牵线下，我和一位伙伴在线上简单聊了聊，得知彼此身处同一座城市。虽然平日都有全职工作，但也觉得或许可以抽空见面认识一下。

起初的交流中，我们很默契地避开了敏感话题，直到真正要见面时，才开始谈及各自正在做的事情。原来，对方正在筹备一个反家暴的公益行动社群，希望我也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我当即表示愿意参与，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行动经验与思考。

随后的交流更是愈发热烈，我们彼此回应，在碰撞中逐渐形成共识，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推动女权真正迈向现实与行动，哪怕只是跨出微小的一步，也足以让人感到振奋与雀跃。

Alex，26岁，英语老师

2025年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给照顾好了，但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之前做公益的时候也是，只有把自己先照顾好，才有可能去帮助其他人。我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力量，也更有爱的阶段，有很多想去做的事情。

去年我作为英语老师，开始做神经多元和性少数友好的线上教学。其实最开始是为自己上课的舒适程度考虑，因为在机构里，面向社会学员上课，对性别、政治方面的议题聊得比较深入的时候，经常会很受挫。而且我害怕和学员讨论这些，因为在单位没有办法公开表达个人立场。而和社群伙伴一起聊这些议题，对彼此都有支持和成长。

MJ，32岁，金融分析师

我以前一直有计划冻卵，也查了国外的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当时的想法是，我确定自己不想要一个父权体系下的婚姻，但如果我40岁后想要单身生育，自己做一个妈妈，也可以提前准备好备选项。

但是2025年我的想法产生了改变，不太想冻卵了。我觉得这不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作出的选择，更多的是我自己越来越清楚，到底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我可能就是不太想成为一个母亲，也没有那么多的能量和精力去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再加上自己也没有那么喜欢小孩，就越来越觉得：我真的要去买这样一个后悔药吗？想清楚了之后，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到万全，就算到时候真的后悔，那也没什么。

第二件事情是，我从下半年开始写歌，已经写了8首。作为一种自我表达，我还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我其实有一点受霉霉的启发。她是一个创作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大众很喜欢给女性原创音乐人打标签，说她的歌都是在写男朋友。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她有很多歌跟恋爱没有关系，而是写她的家人，或者她的一些想法、态度。所以我决定，就像写日记一样写歌，没有回避写恋爱和分手，但也写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朋友、猫、父母、拔牙……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认识过我，去把这些歌听完，也会对我这个人有立体的了解。

这件事情让我挺自豪的：我对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非常诚实，没有去掩饰，也没有过度地把它政治化，它就是我自己的表达。

2025，我们关心哪些社会事件？

过去一年，发生了很多备受关注的事，涉及法律政策、个案、舆论热点等等。女权主义者们或从切身的体验、观察，或从专业视角出发，从不同角度回顾了这些事件发生时自己的反应、感受，作出了各自的解读。

网信办“清朗行动”整治“极端女权”

小练

我觉得把所谓“鼓吹不婚不育”的女权博主给清理掉，这种催婚的套路很老套，很爹味，不像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政府会做出来的聪明的政策。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生育，痛点在于职场对女性特别不友好，育儿压力太大，整个工作文化特别不注重家庭照顾，更加不注重男女在家务付出上的平等。比方说男方的陪产假只有15天，几乎干不了任何事情；我们这里育儿假也不是强制的，所以我公司就没有放，只放了产假。

这种情况下，家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夫妻其中一方全职带小孩，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妈妈辞职；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请人带小孩，或者和上一辈一起育儿，那样又会有经济水平、住房空间方面的要求，和父母之间也可能有代际冲突。

所以我就觉得很讽刺，国家把婚育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但是却不愿意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地方做出政策改变。

百色教师性侵案

路晓

我在法律援助机构接触很多跟性别相关的案子。之前更多是从公众角度关注这些事件，比如唐毓文强奸女孩，间接导致她抑郁症自杀，被判了有期徒刑18年，我就觉得，为什么一个女孩的命只值18年？为什么不死刑？但是等到进入这个行业，被科普了一些法律知识，就知道18年已经算是数罪并罚、顶格宣判了。也是从法律角度对我的个人女权意识进行了补充。

小练

我在成为女权主义者的过程中，最开始关注到的就是这种性暴力新闻。我觉得非常非常心痛的是，在2025年，这样的事件还是要因为女孩的自杀才浮出水面，才有机关去做调查。哪怕之前有一个老师关注到，或者学校有对教师的规范和教育，这件事可能都不会发展到要牺牲女孩的生命。

大家去呼吁建立学校的反性骚扰和反性侵制度已经很多年了，在这些呼吁和行动被打压的同时，大多数的学校在性教育和反性侵教育方面还是没做什么应对，这一类事件也没有减少。

“TikTok难民”入驻小红书

MJ

虽然这件事很短暂，因为TikTok恢复后很多人又回去了，但还是有一种简中的互联网平台跟外界有了一点碰撞的感觉，而且不是那些本来就会翻墙去Instagram和Twitter的群体，而是更主流的简中互联网用户。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简中互联网在性别意识方面还挺先进的。有时候一些国外的朋友在婚恋、家庭方面的观念反而会更传统，也可能是因为西方整体的性别环境对于女性更友好，所以他们对4B（注：不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结婚、不生孩子）、反婚这种思想还是挺抵触的。反而是在我们这儿的年轻女性群体之中，激进的女权思想变成了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在外网也感受到一些观点的转向。那会就看到一些小红书的中文梗被反向搬运到外网，像“心疼男人是不幸的开始”，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烂梗了，但发出去后就有人说：“中国女的这么生猛吗？”“天哪，这就是真理。”

当然小红书本身也不是最能够代表中国人现在整体意识形态的平台，但至少能看到这些一二线城市的年轻女性和西方女性之间的一些思想交流。

大S去世

MJ

大S去世的事情，对于两岸三地，尤其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确实是非常大的冲击。因为她的影响超出了一个电视剧、综艺明星，是一代人的记忆。

大小S这两个人，虽然她们也有很多封建的地方，不是所谓完美的女权主义者，但她们说的很多话在那个年代都有一种新鲜的、女本位的思想，而且活得非常洒脱。我不是大S的粉丝，但从小到大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这件事当时让我难受了挺长一段时间。

小糕

我自己也很疑惑，为什么这件事会牵动我这么强的情绪，因为说实话，我从小因为爸妈不给看电视，对娱乐圈的关心和了解都不多。可能也就这些年看到关于大S家的很多讨论，才开始重新认识她。她突然逝世的事情让我难过了好久，觉得人生无常，同时为她感觉到深深的不公，还有惋惜。我觉得，她的前夫汪小菲和他的家人，是她人生中的加害者，却依然逍遥世间，对此感到很愤怒。

北理工男生举报教授性侵

汤包

一开始看到那份举报 PPT 时，我只是把它当作一则网络八卦在浏览，并没有真正代入当事人的处境去理解这件事。直到后来在女权群里看到相关讨论，我才开始认真思考：当事人为什么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发声？他真正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把事件放到更复杂的权力结构中去看，很多细节才能逐渐显现出来。在不对等的关系里，当事人往往很难清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的崩溃，反而是一种被压抑已久的真实反应。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是他，恐怕也难以保持理性与克制。与此同时，施害者却成功地将自己隐藏在叙事之外，在舆论中被塑造成“痴情男”“无辜”的形象，甚至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认可。这种对比本身，恰恰暴露了公共讨论中对权力、性别与暴力的系统性失明。

Kaka

我之前有法律相关的工作经验，目前也会经常关注涉及法律的社会时事。

从法律视角来看，就会比较注重证据。虽然当事人制作了一百多页PPT，但如果真的从性侵害的构成要件去抠他公布出来的信息，就会觉得控诉不太成立，有很多证据不清晰和模棱两可的地方。

兰州警方跨省抓捕海棠作者

路晓

海棠事件激发了我个人作为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反思。那会儿有个KOL发了一篇“为什么我们要帮助海棠作者”的文章，说这件事不只是女权问题，以口袋罪的形式去抓人也体现了法律的不健全。很多推特和简中平台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批评她“背刺”，因为她们认为海棠的作者和读者是“腐蟑螂”，不应该帮这些人说话。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观点。这件事让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国内激进女权的部分思想可能有点脱离现实生活。

从个人角度看，海棠事件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看耽美的人。但是在鸡蛋和墙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

艾莉卡

因为我个人也参与到案件中，所以印象比较深。有被传唤的作者通过朋友联系我咨询，我做了一些解答。当时有朋友问我要不要写点东西，因为网络上很多情绪化的讨论，但是很少法律上的对策。我就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份应对手册，请一些人转发给作者，并且想办法在网上发布。

后来我被拉进关注海棠案的公益律师群。当时我已经失业、没有收入很久了，所以也没有余力去代理，就一直在群里参与交流和讨论。辩护律师团要出一份关于案件的法律Q&A，也融入了我那篇稿子的很多内容。

但那篇稿子后来引发了很多指责。一种是说策略不对，应该认罪认罚；另一种就是说我不怀好心，教唆作者对抗政府。因为我一直通过网络关心案子的进展，所以会看到这些，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不过最后我还是觉得自己写的内容起到了作用。

我对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忍受的点在于，第一，它是重复抓人。2024年安徽已经发生了类似的事，只是范围没那么广，大家以为就是一个地方政府捞点钱。甘肃这次开了一个更恶劣的头，你就发现谁都能像这样利用现有法律。我认为这是一种法律秩序的崩溃。

第二点是，有很多作者说自己的人生毁了，从她们写的文章也能看出来，她们还是对这个国家，对司法机关充满了敬意，或者觉得自己确实犯了错。有的作者比较年轻，还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经济上也很弱势，还有初中毕业就辍学的。说得难听一点，警察就挑这些人，装模作样地判了几个，剩下的人就是交了罚款之后放了，而且金额也远超应该罚款的范围。这不就是为了钱吗？

我印象里这是第一次公权力以刑法为手段，这么大范围地对普通人进行勒索。如果是针对有权有势的人，甚至对企业家，我都不会有那么大的震动。

第三点是，它是一种基于性别的迫害，这个不必多言，因为主要就是女性在写；另一方面也是对思想的迫害。

我知道官方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生存范围真的就这么小，写文的网站对很多人来说是最后可以去讲讲话，表达对生活、爱情、政治的思考的地方，官方随便一打就一窝子打翻了。所以从私人感情的角度来说，我也愿意参与关注这个案子。

Jessica

我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就是纯欺负人。警察可能是要达成自己的KPI，哪怕根本不是兰州的事情，也要跨地区传唤。他们明知道这些作者可能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也会对说出写黄文这件事情感到羞耻，就很明目张胆的去欺辱他们。

Kaka

以前就有写涉黄文章的人被重判。海棠案的情节我觉得是很轻的，但是起诉刑期都特别长，而且涉案的女生都很年轻，所以当时就很为她们感到不平。

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争议事件

弦子

如果说遭遇性骚扰是一种生活经验，身为武汉人又带给我另一种生活经验，所以我可以更近距离地观望当事男生和他的家庭身处怎样一个特权系统，为什么可以发通稿、煽动舆论，也能想象这个女孩的处境。

我的微博账号当时正在被禁言，只能发朋友圈。网上为当事女生说话的声音也比较少。而且因为这个女生是武大法学院的，还有人扒她和武大公益法中心的关联，说公益机构肯定是境外势力。我真的有一种，女性被挂在互联网上、被反女权者和媒体平台集体霸凌，曾经的公民社会又被拉出来鞭尸的惨痛感。

但是这个女生现在还活跃在微博上，还要坚持去考博士；武大法学院也有很多女生愿意为了这件事，公开地在朋友圈发声，批评自己的学校。这些打击和挫败并没有影响当下的年轻女生的生命力。

艾莉卡

有一句话我特别想说：如果是一个女性在公共场合抓挠自己的下体，她得被网暴成什么样？这个案件让我充分理解了什么叫“法律是用来约束没有权势的人的”。

Kaka

武大图书馆性骚扰的指控，后面判原告败诉。公众有不少声音支持性骚扰指控，但如果从证据细节上看，我其实也觉得性骚扰在法律层面是不太成立的。

《民法典》中对“性骚扰”的规定是“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这其中包含三个构成要件：一、行为人实施了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二、具有主观故意，例如以性意图或性满足为目的。而非过失，过失行为不构成性骚扰。三、骚扰行为须针对特定受害人，而非不特定的公众。四、违背了行为相对人的意愿。

武大图书馆案中，双方对于前三点均有争议，对于第四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即违背了当事女生的意愿。而在前三条构成要件中，抛开大家广泛讨论的“湿疹”还是“打手枪”问题，退一步讲，即使当时男生确实在打手枪，在图书馆的走廊这一公共场所，同时据法院认为周围还有其它同学来来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女生须证明打手枪这一行为是针对女生本人，而非仅仅是证明到“在图书馆打手枪”这一层面。

这关联到，打手枪这一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女性的性自主权，还是一种公共秩序。如果是后者，它就无法进入“性骚扰侵权”这一由民法所调整和规范的事实中，应当诉诸于治安管理或刑法。

MaskPark论坛

路晓

我觉得MaskPark比韩国的N号房更可怕，连妇产科和B超室都有偷拍镜头。但是政府没有做出任何法律上的推进，直接从舆论上压得死死的。

MaskPark事件发生后，有朋友在线下办了一个艺术创作活动，十几个女性坐在一起，就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做出表达。这样的活动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参与过了，感觉跟陌生人、观点不一的人去聊这些深度话题，对自己还是挺有帮助的。

汤包

事件明明已经上了热搜，微博、微信、豆瓣、小红书甚至外网都有那么多人在讨论，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官方肯定会有所回应——哪怕是辟谣声明、一则媒体报道，或者象征性的惩罚性措施。然而现实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连一点最基本的回声都没有，仿佛这场沸腾从未存在过。

这样的情形在一次又一次的性别事件中反复上演：最初，公众的愤怒被迅速点燃，讨论密集而激烈；但随后，官方选择持续沉默，它也很清楚自己可以不回应，过上一两周，在没有任何跟进、没有任何实质行动的情况下，情绪自然会被消耗，注意力也会被转移，事件最终悄无声息地从公共视野中退场。这种“沉默即回应”的策略，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一部分——通过等待与冷处理，让愤怒失去对象，让讨论失去出口。

Alex

当时看完之后实在太气愤了。我已经能想象出自己过去在一百个情境下可能被偷拍过，未来随时随地也都有可能被偷拍。这件事可能发生过无数次，而且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没有办法不去想。

Jessica

这种事情会发生，说实话一点也不意外。韩国的N号房都有这么多人在看，中国只会更多。事件爆出来之后也没有一个说法。

我们有一个Instagram账号叫 @weareallchainedwomen，有人做了一些个人的女权行动，会投稿给我们，我们也会发起一些声援活动，邀请大家加入。MaskPark事件发生后，有一个新注册的账号联系我们，说希望可以一起合作去推动对这件事的关注，感觉挺好的。

其实我去年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导致心里没有什么空间去承受国内这些新闻带来的冲击，所以会有意地让自己保持疏离感，有时行动也是抱着工作的心态，没有太多精力和热情。但也不是说只要不关注，就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不管是打开周围朋友的动态，还是社交媒体，总能知道这些信息。我自己可以把这些事件拉开，但其实它们跟我个人的命运也不是那么遥远。并且我还是希望，哪怕不在同一个地理位置，也能去做点什么。

大连工业大学拟开除隐私视频泄露当事学生

小糕

大连工业大学、武汉大学、MaskPark论坛，七月发生的这几件事在我心里都交织在一起，感觉特别难过。我们其实已经在这种情绪里非常久，久到麻木或者习惯了，但是那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让人震惊于竟然还可以更加失望。

同时我也对这两所大学感到愤怒。我觉得大学理应更能够容许不同的讨论，尤其是现在大环境也不太好，大学生活可能是大家进入社会前最后一段比较自由、开心的时间。但是这些学校对待当事人呈现出极端残酷的一面，让人很心痛。

郑州人民公园聚众殴打男同案

Jessica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拉拉去做卧底，把证据交给警方。但是关注到的时候，她已经被抓了，是她形婚的丈夫写了一篇文章，把事情爆出来。不知道她后面的处境怎么样。

南京“阿红”事件

艾莉卡

作为跨性别者，我谈起这件事情内心就很难平静。我们其实不知道阿红是什么性别认同，是不是跨性别，但是在对这件事情的讨论中产生了太多对于跨性别的敌意。大家去讨伐的时候，可能都并不知道跨性别的概念，会用“变态”“人妖”这样的侮辱性词汇。

很少有人会去澄清，说这个人可能不是跨性别，而且这件事让跨性别的处境更加恶化了。总而言之就是，刀子切到谁身上，谁才会疼。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跟一个人解释什么是跨性别的时候，对方说：“跨性别是不是就是那个红姐？”我当时非常被创，以至于没有办法再去聊这个话题了。

Alex

我对于自己的性别身份还处在持续探索的阶段，这件事让我进一步确信，所谓的二元性别建构有多么荒谬。性别在很多人眼里其实就是一些符号而已，根本不是我们文化中强调的天然、本质的分别。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小练

一年的生育补贴是3600元，有肯定比没有好，能看出国家的政策是有一定进步，但这些钱非常杯水车薪。

我自己生了小孩后，才知道产检和儿童保健这些关键的检查绝大部分都是自费的，保守计算也要5000；生产的医疗支出估计一万左右；再加上奶粉、尿布这些持续的花销，比如小朋友一般两个星期喝一罐奶粉，我之前买的是300一罐，3600只能支撑不到半年。

国内首例性侵认定工伤案

弦子

这件事情特别让我触动的是，当事人在很不利的情况下坚持报警维权，后来发现事发当晚居然真的有人录下了证据。我就在想，如果我那天经过那个房间，目睹了这个女生被带进去，我会不会守在门口录音，为她保存证据？

除此之外，当事人还获得了家人的支持，警察也确实有负责任地进行调查，工伤鉴定也涉及到系统里面的公职人员的态度。听起来真的是小概率事件，但很多时候，一些小的举措，或者小的善意汇聚在一起，对当事人就是很大的支持。

这几年很多性暴力案件在司法上得不到胜利，当事人们在互联网上的处境越来越差，所以我觉得，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坚持公开露面发声，并获得积极的结果，还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Alex

在没有法律先例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面对环境、职场的压力，顶着污名化，踏入一个全新的、未知的领域，还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我觉得特别鼓舞人。

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女生是没有被性骚扰过的，所以我愿意相信这个法律先例是一种进步，代表女性的生存环境会越来越好。也能给我一种底气，如果未来遇到这种侵害，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

“最快护士”张水华遭网暴和处分

猪西西

第一，关于张水华是否影响其他同事利益。首先调休是单位规章制度和法律所允许的劳动者权利，不等于缺勤旷工，她没必要遭受是否“敬业”，是否是个“好员工”的道德审判。

如果单位因为她调休，给其他员工安排了不合理的工作量，那么应该完善的是单位管理；其次，所谓“违规兼职”是单位对张水华的评价处分，如果单位实施“一人违规全体惩罚”，影响其他同事的收入，那么应该反思这种“株连”制度在劳动者之间制造对立。

我认为不向单位提出批评和建议，而是把其他员工遭遇的不合理安排，归因于同样没有管理决策权的调休员工，属于不敢质疑权威，只敢向同为权力下位者施加平行暴力的行为。

第二，我认为张水华在镜头前没有世故圆滑地表演千篇一律的“感谢”，尊重了她的发言机会和听者，是珍贵的真诚表达。

所谓健康的讨论，是一个护士的抱怨能让社会看见医护人员的过劳问题，改善护士的工作境遇；一个事业单位员工的表达，能让社会看见编制内外劳动者待遇的不平等，以及不同的维权困境，从而探讨如何实现真正意义的同工同酬，让每个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工作。而不是把过劳当作所谓“好护士”的道德标准，把劳动权益随意被侵犯的所谓“打工牛马”视作常态。

重庆工商大学学生因发帖称老师“媚男”被起诉

猪西西

老师起诉学生的事件，因为两方主张的事实不一样，所以我认为需要分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如果学生主张老师在课堂上有性别歧视以及辱骂她20分钟的情况属实，那么她公开自己的经历是反抗老师滥用权力的霸凌，也是反抗学校的维稳体系。讲述自己的经验是她的权利，与其质疑她的行为是否“适当”，不如质问教育体系是否给学生提供了有效的申诉和救济渠道。

第二种情形，如果学生主张的内容是捏造，那么老师起诉学生就是一种勇敢的反抗：首先反抗利用“魅男”这类流行的厌女标签进行的网络霸凌；其次反抗高校控制舆情的“维稳”；最后是反抗一种类似母职规训的“好老师”规训——拒绝扮演一个为了苦心教育学生而牺牲个人权利的“无私奉献”的“完美老师”。但即使老师正当维权，也要意识到她是有权力优势的，学校老师要求校园平台提供发帖者的身份信息，也许会比一个普通网民要求社交平台提供网络攻击者的身份信息更容易一些。

此外，有一些看似“善良”的和稀泥的声音，主张老师的维权行为会让学生受网暴。我认为应该倡导公共部门推进对网络暴力的治理，而不是要求具体个人对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取舍。

另一个感受与我自身的维权体验相关：我有时候会遇到我遭遇的侵权是否“足够严重”到有必要维权的质疑，甚至发现自己有时也会受到这种规训影响，需要自觉地一步一个脚印破除它。所以看到这名女老师的维权故事，我更加坚定地认为，如果她主张的情形真实，那只要她觉得有必要，就应该维权。

河南女教师新婚日自杀

MJ

我刚开始是觉得震惊，不能理解。之后看到她的朋友圈截图，我就觉得这个女生要反对的不单是性别的压迫，还是孝道和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织成的一张网，但她最后抗争的手段是伤害自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试图去惩罚那些想要控制她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如果她能够接触到更多反孝或者激进的思想，可能就不用选择最差的这条路了。

2026，我们的行动在延续

新年伊始，在生活、工作、个人成长与助人之间，每个人都在尝试寻找可持续的节奏。

平衡生活与助人

弦子

继续个案支持和公共表达。

艾莉卡

我思考过很多次，想要放弃做律师。如果只是谋生的话，去做便利店员也可以，可能会更开心。但2026年，我应该会继续做下去，因为想要在女权运动中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路晓

首先从个人角度来说，希望在2026年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多读书。去年觉得关注现实也改变不了啥，好像只会让自己感到难受，那还不如麻木一点儿，什么都不关心。但是我最近又开始看女权理论的书，发现其实还是会通过阅读得到一种满足感，觉得这些女性理论家思想好深刻，好有洞察力。另外我也想做一些女权理论相关的线下分享。

工作方面，我目前在负责反家暴工作坊、受暴妇女小组相关的项目。希望这份工作能做久一点。

小练

我还在努力平衡职场、育儿以及自己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以往会更多地和受害者见面，相比之下，2025年是以线上支持为主。我还是想要再多一些对其他志愿者的支持，也尝试多去线下支撑和陪伴受害者，这是我对2026年自己的一个期许。

联系社群伙伴

猪西西

首先，我从去年妇女节开始组织女性伙伴参观与女性有关的历史景点，比如苏青的故居，今年会延续下去；第二个方面是做音乐剧和戏剧方面性别视角的分析；第三是组织女性的户外活动，但是我运动能力不是很发达，所以会安排我和大多数运动弱鸡能接受的强度，再结合对性别议题的讨论，和心理上的互相支持。

Alex

首先想要把性别、性少数友好英语老师这份工作继续下去，做得好一点。也想做一些女性主义相关的活动，但这方面需要和朋友一起探索。

2026年充满了不确定性，我现在根本没办法看到一年之后，甚至一个礼拜之后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期待自己和新生活，以及和各种新朋友的碰撞。

Jessica

我正在国内做关于酷儿表演的田野调查。最大的感触是，在国内做酷儿活动越来越难了。我之前知道会有压迫和审查，但是真的采访到之后，才发现比我想象得更严重，而且泄露出来对受访者自己的个人安全有风险，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远方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也问过他们，遇到活动被叫停，甚至恶意举报，有没有想过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在做这些事。他们说根本没那个精力，也不会把这些往特别政治性的方面去想，只会想怎样把事情继续做好，或者把损失降到最低。

一场活动要筹划至少三四个月，为了降低风险，已经把宣发的时间缩到最短，而在活动的前一天，才被场地的老板或者警方通知活动办不了，然后他们就会马上找到另外一个场地，通过更隐秘的方式告诉大家。场地的百米外可能就停着两辆警车，但活动照样办下去。

我对他们在做的事情感到特别敬佩和惊叹。另外，站在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我一方面很好奇，如果没有这些审查，国内的酷儿社群会以怎样的方式发展下去；一方面又觉得，你没有办法否定酷儿的存在，因为即使面对铁拳，他们的创造性也会领先一步。

汤包

目前我正处在待业阶段，也正是因为这个阶段，反而有了更多时间去认真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其实我一直有创业的念头，也陆续积累了不少想法。最近一件让我格外开心的事情，是在前不久的外地旅行中，意外发现了不少非常受欢迎的全女青旅——原来开设一个全女空间，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它既可以很好地养活自己，也能让我投入到具有社会意义且热爱的事情之中。

当然，未来我也希望能加入更多不同的女权社群，最好就是能与女权小伙伴们一起创业。也许这样我才能积攒起更多勇气，真正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因为在社群里，总有一种无需解释的默契——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也明白我在讲什么；你正在做的事，我会坚定支持，也愿意一同加入，那种并肩前行、互相照亮的感觉，让人特别有力量。

小糕

想为朋友拍纪录片，记录Ta人生的新变化和新思考，希望可以作为一份见证、陪伴和礼物。想去连结更多人、学习新语言特别是手语，把不同的人和事物编织到一起。

深度思考和表达

Kaka

新的一年，我想多看一些跟社会运动，包括女权运动相关的书。以前参与女权行动，都是“做事情”，做社会倡导、做活动；过去几年关注比较多的又是热点事件、新闻，但是对理论的了解没有很深。现在想多做一些个人学习，或者和别人多一些思想上的探讨。

Kaka的年度照片：“2025年经常去一个朋友家玩，也很喜欢她家的狗，有一阵子在帮忙照顾。”

MJ

首先有一件不费脑子就可以继续做的事情，就是捐钱。除了给女工公益机构的月捐之外，我还开通了一些其他的捐赠，让自己不要老是扣扣搜搜的，要捐就多捐一点。相信做好事一定会给自己能量上的回馈。

另外也有需要自己亲手做的事情。我在一个叫“北京Broads”的全女英文即兴剧团当业余演员，我们所有的门票收入都会捐给女工公益机构。等我辞职之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和表达上的自由，也想在这方面做更多。

普通智人编辑部

不知你是否有这种感受：我们能看到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性别热点事件，听到时刻发生的争吵和撕裂，然而随着时间过去，却少有信息能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年初才发生的事件，年底已经被淡忘。

为了让这些信息消失得更慢一些，我们从宣传、个案、公共福利、司法等角度，梳理了2025年十大女性权益相关事件。其中既包括恶性性别暴力和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也记录了女性力量的显现与司法层面的进步。并非每一起事件都曾引发轰动性的舆论关注，但它们都真实呈现了女性正面临的复杂处境。希望这些记录能帮助我们留住记忆，带着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反思走进2026。

宣传口径：对外性别平等，对内“极端女权”

1、网信办“清朗行动”整治“不婚不育”

事件：

2025年1月19日，中央网信办宣布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清朗·2025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整治内容包括“刻意渲染鼓吹不婚不育、反婚反育等话题，宣扬极端女权，挑动性别对立”。

截至2月8日，微博宣布已清理14.1万余条违规内容，对2.1万余个违规账号视程度予以阶段性禁言直至关闭账号处置。部分女权账号因被认定“发布片面鼓吹婚育负面、攻击异性群体、挑动群体对立等涉女权极端言论”而遭处理。

评论：

官方以打击极端言论的名义清理女权账号，已经逐渐成为常态。而关于婚育的负面言论被定义为新的处理对象，更是体现了审查之下网络平台敏感词库的不断扩张。相关话题曾引发众多讨论，但目前网络上几乎只留下官方通稿。

2、习近平出席北京全球妇女峰会

事件：

2025年10月13日至14日，北京世妇会三十周年之际，联合国妇女署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全球妇女峰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命运与共：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称中国将“积极保障和促进妇女和女童权益，预防和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与暴力”，“推动妇女平等参与各级决策和管理”。

评论：

在国家强调“妇女平等参与决策”的同时，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无一女性委员，打破了延续二十余年的“至少有一位女性代表”的不成文传统；民间女权运动更是长期受到压制。这些现实反差凸显出制度层面性别平等仍停留在话语承诺阶段。

性侵个案：关注暴力导致的精神伤害

3、高中教师性侵未成年学生致其自杀

事件：

2025年1月17日，一名女生在长期遭受高中教师性侵后出现严重抑郁症状，最终自杀身亡。2月10日，当事女生家属实名举报该教师是中国广西百色祈福高级中学教师唐毓文。2025年12月15日，唐毓文强奸、强制猥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一审宣判，唐毓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依法赔偿被害人父母经济损失。

评论：

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提出：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教职工与学生交往行为准则、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规定、视频监控管理规定等制度，建立预防、报告、处置性侵害、性骚扰工作机制。而实际上，学校的防治性侵害机制与有关部门的监督仍存在空白或失效。相关责任方预防和救济措施不足、在事发后采取“维稳”手段等，对受害学生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导致悲剧发生。在对施暴者进行刑事追责之余，也需要有制度性的反思。

4、国内首例“性侵认定工伤”案

事件：

2023年9月，天津某汽车核心零部件制造商的员工崔丽丽在出差应酬后醉酒的情况下，遭到老板性侵，其于事后报警。2024年4月2日，施暴者王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此后，崔丽丽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于申报工伤之际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为此先后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津南区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认定其为工伤。

2025年3月24日，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裁决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各项费用共计113万元。2025年12月，崔丽丽收到天津市津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工伤十级伤残。这是中国首例职场性侵被认定为工伤的案例。

评论：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精神伤害可纳入工伤范畴”等，都具有突破性意义。在司法判决中精神损失难以认定、获赔的情况下，该案提供了重要的判例。

影像性暴力：当事人经历多重受害

5、Telegram频道“MaskPark”事件

事件：

2025年7月，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的Telegram频道被曝光散播偷拍、性侵影像，并贩卖偷拍设备。据受害者称，该频道下设有20余个群组，用户超十万人。该事件被网友称为“中国版N号房”。

在舆论之下，相关频道和群组被关停，但据受害者向媒体提供的信息，Telegram仍存在众多类似的中文群组。

警方未对此事做出回应。相关内容后在中国网络上受到审查，受害者的帖文在微博被删除、屏蔽。

评论：

在中国大陆现行法律中，偷拍、传播私密影像等行为通常依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色情物品罪”进行定罪，缺少针对性的适用条款；此外，针对网络犯罪的跨国执法难等因素，也使得“MaskPark”及类似事件难以依法得到处理，仅停留在舆论层面的谴责。而网络审查和信息封锁又加重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及对官方的不信任，使得对此事的讨

论陷入混乱。

6、大连工业大学拟开除隐私视频泄露当事学生

事件：

2024年12月，乌克兰知名电竞选手Zeus在其拥有约4.3万订阅者的Telegram频道发布与一名中国女性约会的视频。该消息一度引发网络热议，当事女性被曝光为大连工业大学学生，部分私人信息也遭公开。

2025年7月8日，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网站发布实名公告，称当事学生不当行为“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按学校规定属于“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拟开除其学籍。多家主流媒体转发该公告，引发对当事女生的新一轮曝光和网暴。

评论：

当事女生本为隐私泄露的受害者，学校未保护学生，反将其开除并进一步暴露个人信息，不仅无法可依，更严重侵害学生的隐私权。而很多媒体不加甄别的转发和网络上针对当事女生的言论抨击，也反映了民族主义和厌女观念对女性的双重围剿。

公共福利：保障范围逐步扩大

7、深圳卫生健康委称非婚生育不能领补贴

事件：

2025年1月1日起，中国育有三孩以下的家庭可领取年度育儿补贴，每个孩子每年发放3600元人民币，直至年满三周岁。各地在8月下旬陆续开放申领通道，确保8月31日前全面实现补贴申领服务。

然而，8月有网友在微博发文称，自己收到深圳市卫健委的短信告知，因其生育时未办理结婚登记，不属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无法领取相关育儿补贴。事件在网络引发热议。对此，深圳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称，当前政策中“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界定确实以夫妻关系为前提，具体申领是否需要结婚证明，需等待广东省统一规定。12月1日，该网友在微博更新进展，表示其育儿补贴已经成功到账。

评论：

以婚姻关系作为发放育儿补贴的前提，使女性的生育自主权难以得到保障。公共福利应以儿童福祉与照护为核心，而非作为规范家庭形式的工具。

8、HPV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事件：

2025年10月30日，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发出通知，将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11月10日起，全国2011年11月10日及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均可免费接种两剂双价HPV疫苗。

评论：

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的宫颈癌负担依然沉重，2022年新发宫颈癌病例约15.1万例，死亡约5.6万例，占全球病例的近五分之一。而启动免费疫苗接种的举措，标志着中国在预防宫颈癌、促进妇女健康方面迈入了历史新阶段。随着公共卫生政策的进步，以及公众对医疗系统中性别问题的关注提升，希望女性的性与生殖健康、医疗可及性与医疗领域的信息自主权能获得进一步保障。

司法：有进步也有滞后

9、《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妇女权利

事件：

2025年5月1日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开始施行，明确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进行指导，对其中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内容责令改正。

评论：

该法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禁止“村规民约”以婚姻与家庭状态剥夺农村妇女集体经济权益，回应了长期存在的“农嫁女”失地等问题。法律文本只是起点，真正落地执行、有效保障女性权益，需要基层部门在工作中纳入性别平等意识。

10、兰州警方跨省抓捕海棠作者

事件：

在2024年安徽绩溪警方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罪名跨省抓捕50余名海棠文学城作者之后，类似情况并未停止。2025年5月，又有海棠作者公开发文求助，称遭甘肃兰州警方传唤，面临罚款及刑事追诉。案件经办律师及作者称，相较“绩溪案”，“兰州案”中被传唤作者普遍获利更少，甚至没有收益，但依然被认定构成牟利行为并移交法院。

这起事件引发公众对“远洋捕捞”式执法的关注，也暴露出“淫秽物品犯罪”相关法律在网络时代的适用困境。社会各界围绕现行法律条文是否陈旧、是否导致过度量刑展开讨论。随后，部分刑辩律师自发组成志愿团体，为涉案作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援助。

评论：

从“扫黄打非”到“净网行动”，国家对性与言论的审查、管控由来已久，针对网络小说作者的抓捕和判罚也并非近年才发生。该案的特殊性在于众多女性作者的网络求助和发声，反映了女性在面对司法体系时，由于面对严格的性规范和结构性贫困而更加脆弱；但另一方面，民间自发的对涉案作者的救济也体现出网络女权、女性创作社群的支持性和生命力。

作者·林冬 编辑·柯弗 日期·2025/12/31

1995 至 2025 年，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也为女权主义在这里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公共空间与实践场域。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不断探索如何利用网络表达观点、组织行动，并在不断变化的技术与政治环境中寻求生存与可见性。

基于对关键事件、行动者、平台生态和政策环境的梳理，本文关注女权主义在中国互联网中的发展轨迹：它如何出现、被行动者推动，以及在什么规则下被允许、限制或消失。同时，我们想试图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女权主义在网络中不断生成、消失又再度出现，这一过程如何反映中国性别政治的变迁？

一、1995-2005年：早期互联网的女权表达

1995至2005 年是中国互联网起步的十年，也是女权主义第一次与网络公共空间发生链接的十年。由于网络使用用户数量有限，平台结构和治理机制尚在形成，社会讨论主要集中在高校BBS、论坛、博客等平台。彼时，“女权”还不是明确的身份，也不是自觉的政治立场，而是更多以议题、事件、争议和个人表达的方式进入网络空间。

1、社会事件与热点话题引发性别讨论

在中国互联网早期，女权讨论多以社会事件和热点话题为切入点。一次校园悲剧、一宗暴力案件或个人公开的身体经验，都可能在高校 BBS、论坛及门户网站引发热烈回应，女性经验和性别议题因而得以通过网络进入公众视野。

两起典型案件是邱庆枫案和黄静案。2000年5月20日，北京大学一年级女学生邱庆枫在校园遭强奸未遂遇害。此事在高校BBS上引发了大量悼念与讨论，包括一塌糊涂BBS、北大未名BBS、清华水木BBS等平台。网友对校方管理提出质疑，召集了跨校烛光悼念等活动。

2003年，湖南湘潭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于宿舍内身亡，死亡时全身赤裸、身上有多处伤痕。黄静的母亲将此案在网络上公布后，网友“风中的追赶者”为她建立了网站“天堂花园”。该网站在一年内吸引了超过两百万人访问，访问者们围绕约会强奸、司法处理和女性受害叙事的讨论突破了当时舆论的边界，被媒体称为“中国网络第一案”。这之后，艾晓明、胡杰拍摄纪录片《天堂花园》，讨论“约会强奸”的概念，进一步推动了公众对性别议题的关注。

与此同时，与女性身体、欲望/性有关的争议成为互联网早期的热议焦点。2003年，木子美在博客中以日记形式公开个人性经验；2004 年，竹影青瞳在天涯论坛更新个人裸照；2005 年，流氓燕（叶海燕）在天涯论坛发布裸照、公开讨论性表达及性工作者权益。这些事件都曾在网络上引发百万级阅读讨论量，个人经验也因此成为了公众议题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女权话题虽然零散分散、缺乏系统化组织，但为女性经验的公共化和性别议题之后在中国互联网的持续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网络女权运动积累了经验。

2、女权早期网络空间：高校BBS、论坛

早期的女权讨论虽多由事件和个体表达推动，但网络平台结构为议题形成规模提供了条件。高校 BBS、综合论坛和门户网站构成了这个时期最核心的讨论空间。

高校 BBS 是中国早期互联网最活跃的平台形式之一，其中广为人知的有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北京大学的一塌糊涂、南京大学的小百合、浙江大学的飘渺水云间等。当时的高校 BBS 对校内用户和校外网友均提供访问权限，是讨论政治、社会与性别议题的重要空间。以一塌糊涂 BBS 为例，其注册用户曾超过三十万，设置有讨论政治的“台海观察”、讨论性议题的“人之初”、讨论性少数的“酷儿”等版面。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邱庆枫案得以从线上讨论延伸至线下悼念活动，成为互联网早期“线上—线下联动”的典型案例。

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网易，则主要通过新闻报道呈现相关事件，扩大公众对性别暴力和社会争议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随着博客与个人主页的普及，一批女性写作者开始在网上分享观点、参与公共讨论，为女权议题提供了另一条进入网络的路径。

在这些平台的共同推动下，女权话题在互联网早期的可见性开始逐步彰显，为之后更具公共性的女权表达奠定了基础。

3、结构性限制初现

1995至2005年，中国互联网表面上相对开放，但结构性限制也在开始形成。

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出台强化了国家对网络内容的管理：网站发布或转载新闻需取得许可，非官方来源的报道与评论受到限制。这一政策推动各类论坛和社区强化内容管理，敏感话题逐渐进入审核流程，部分版块或话题受到限制或关闭。博客用户在2005年快速增长，在监管政策下，平台不得不强化内容审核。

对高校 BBS 的整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变化之一。2004年，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永久关闭一塌糊涂BBS；2005年起，南京大学小百合、水木清华等 BBS 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开始“校内化”、加强身份管理或被官方接管。这一轮整顿被视为中国互联网被政府监管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治理开始从局部事后管理向制度化、前置性的内容监管转变，公共讨论空间被重新划定，包括性别议题在内的社会议题呈现方式受到明显影响。

性别结构也影响了网络舆论格局。2005年，中国网民约1.1亿人，其中58.7%为男性，占比更高。同时，明确有女权主义倾向的用户数量有限，女权观点多分散出现，难以形成稳定的话语场。女权议题也始终处于边缘：缺乏稳定的意见领袖、行动者和组织，也缺少持续的公共讨论空间，讨论多以事件驱动，零散出现。

二、2006-2015年：女权行动的扩张与再界定

2006至2015年，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博客、微博、豆瓣、微信等社交平台逐渐成熟，用户数量显著增加。这一时期的女权表达在讨论方式、组织形态和公共可见度上都有明显变化。

1、女权行动者的公共表达

2006至2015年的互联网女权表达，既延续了早期事件驱动的特征，又出现了更具组织化、可见化的行动案例，事件和行动成为女权话题在网络空间快速传播的核心动力。

互联网逐渐出现自我定义为“女权主义者”身份的行动者。以叶海燕为例，她于2005年在武汉成立“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创办“中国民间女权网”，将性工作者权益、儿童性侵案件及底层女性生存困境带入公共讨论。

2012年起，青年女权主义行动者开始活跃在大众视野中。2012年2月，李麦子、郑楚然等人在广州发起抗议男女厕位比例不合理的“占领男厕所”。这场行动被媒体广泛报道，最终于2016年促成公共厕所设计标准调整。2012年6月，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发布涉及侮辱女性言论。陈想起等人发起“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行动，该标语也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2013年，叶海燕在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举牌，抗议该校校长涉嫌性侵幼女案。该行动获得大量社会讨论，众多网友通过拍照等方式参与声援。2014年，黄蓉起诉杭州一家用人单位性别歧视，引发行动者在微博发起活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等部门反映要求关注就业性别歧视问题。2015年，自媒体“女权之声”发起“抵制毒春晚”为主题的活动，反对春晚节目中歧视女性的内容……女权话题逐渐与网络上的文化批评和公共议题结合，引发广泛舆论关注。

2、多平台并存的女权表达

进入2006至2015年后，女权网络表达的传播渠道也更加多元，涵盖独立网站、社交平台账号等多种空间。

第一类是独立网站。2003 年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向公众开放注册后，出现了一批与性别相关的网站。这些网站背景和功能各异，主要可分为四种：政府与官方机构开设的网站，如中国妇女网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网站，主要发布政策与法律信息；高校和研究机构创办的网站，如反对家庭暴力网、妇女观察网、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等，提供学术研究、案例分析和教育资源；媒体或刊物运营的网站，如《蓝铃》《农家女》，主要同步自己的期刊内容；民间网站，如女声网、中国民间女权网、女性方便新观念等，更综合、多形式提供性别相关的信息和内容。这些网站从发布信息、经验分享、社群互助等不同维度开展工作，为性别问题的公共讨论和行动网络提供了路径。

第二类是依托社交平台创建账号。 自2009年以来，微博、Bilibili、微信公众号、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兴起，女权表达进入更加公开、易于扩散的网络环境。女权组织和个人开设账号，通过线上传播、线下行动和社群互动扩大影响力。例如，“女权之声”“新媒体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等账号不仅分享信息，还动员社会参与，使性别议题在公众视野中获得持续关注。

3、公共化进程中的争议与管控

随着女权网络表达走向公共视野，行动者面临的压力与阻碍也不断加剧。首先需要直面的是公众舆论争议。以“中国民间女权网”为例，其最具争议的项目是用于接听性工作者来电的“红尘热线”。这一尝试遭到网友辱骂，被贬称为“妓女热线”。后来，叶海燕将网站更名为“红尘网”，并将其定位为中国第一个关注妓女的网站。这一调整引发了更为激烈的社会排斥：网站遭遇黑客攻击，服务商拒绝继续提供技术支持，最终导致网站被迫关闭。

如果说公众争议是第一重压力，那么政府的直接介入则进一步改变女权在公共空间中的处境。2010 年，武汉警方因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的相关活动，对叶海燕进行传唤和拘留。2015 年，王曼、韦婷婷、郑楚然、李婷婷（李麦子）和武嵘嵘五名行动者因筹办反性骚扰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抓捕。

政府通过治安与法律框架重新界定了民间女权行动，使其不再被视为正当的公共权利诉求。在缺乏对等公共表达空间的情况下，行动者难以为自身实践辩护或澄清。公众争议与国家打压相互叠加，女权主义被污名化的程度愈加严重，个人参与或支持女权行动的成本也显著提高。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经历了从行动者出现、策略化表达、进入公共视野，到被政治化并去正当化的过程。

三、2016-2025年：网络女权泛化与跨领域扩展

2016至2025年，中国互联网女权表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女权话题和行动呈现出更高的可见性，但同时也面临更为严峻的平台封禁、账号打压和现实干预。女权讨论不再局限于性别暴力或职场议题，而是逐步扩展至文化、娱乐、教育、日常生活等众多领域。重大性别事件和社会议题成为讨论和行动的集中触发点，推动形成跨平台、跨地域的线上发声网络。

1、网络女权的泛化

当线下女权行动因政府打压受阻时，互联网女权讨论却获得了更广泛的可见度。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性骚扰，成为中国#MeToo运动的开端。随后，学术界、公益界、媒体界乃至宗教界的性骚扰幸存者陆续公开经历，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关注。受害者和志愿者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建立线上声援网络：罗茜茜、弦子等当事人在微博开设账号，向公众展示事件过程与维权诉求。许多个人和志愿者小组加入支持行动，形成跨平台、跨国别、跨地域的声援体系。在微博上，@七只小怪兽 发起“MeToo在中国”标签活动；@张累累累累 发起“万人致信母校”行动，呼吁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 发起“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等话题，引导公众关注性骚扰防治。

与此同时，女权议题以更为分散的形式在不同领域中展开。一批“网络女权意见领袖”出现，吸引了几万到百万不等的粉丝，如女王C-Cup、林毛毛、爆裂甜心小鳄鱼毛毛等。2020年起，许多女性脱口秀演员走红，如杨笠、李雪琴、颜怡颜悦、小帕等。“豆瓣鹅组”“生活组”等豆瓣小组起初以娱乐、生活为主，也成为女权话题活跃的空间。这些尝试使性别议题进入主流语境，成为泛女权表达的一种途径。

2、封禁与打压

2016至2025年间，网络制度化管理与现实打压同步加剧，使女权话题的传播和行动面临多重限制。

在舆论环境中，“女权”被贴上负面标签，公共形象不断受损。2017年，环球时报作者“耿直哥”发表文章《新中国坚守到今天的这块阵地，有人要腐蚀夺走了》，将“极端女权”“激进女权”视作“敌人”。2018年，微信和微博账号@酷玩实验室 将女权主义指控为境外势力或邪教。@子午侠士、@伊利达雷之怒 为代表的微博反女权账号，攻击女权主义者跟境外勾结。此外，2020年以来，官方自媒体账号多次就女权议题发布批评。女权议题越来越多地被与意识形态斗争联系，相关讨论变得愈发敏感。

平台方面，微博、微信、豆瓣等自2018年以来加强审查，采取禁言、封号、话题限流、取消或清理小组等措施。2018年#MeToo运动后，多个女权账号遭封禁或限流。2021年，微博被删除的账号包括志愿者小组账号如@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 ，以及个人账号如@肖美腻 （肖美丽）、@datudatu（郑楚然）、@王乐平Robbin （王乐平）等。同年4月，豆瓣近十个女权相关小组被清理。7月，十余个高校LGBT社团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微信公众号被停用。

女权打压不仅针对网络账号、民间组织，也波及女性公众人物。以脱口秀演员为例，杨笠因段子被指“煽动性别对立”，多次遭到男性网友为主的抵制：2021年3月，英特尔下架其代言的笔记本广告；2024年10月，京东承诺“后续没有与相关演员合作计划”。李雪琴、颜怡颜悦等女性脱口秀演员亦面临类似舆论压力和商业限制。

3、平台生态变化与表达策略

微博、豆瓣和微信公众号曾是女权表达的核心阵地，但自 2018 年起，众多账号陆续遭封禁或限制。在这种压力下，行动者采取了多样化应对策略：一些人尝试重新注册账号，但影响力有所下降；另一些转向小红书、B 站等新兴平台寻求新的传播空间；还有部分人通过匿名或小型账号活动，以降低风险；跨平台同步发布内容也成为常用手段，以减少单一渠道受限带来的影响。同时，部分行动者结合线下活动或私密社群，延续女权实践。

近年来，女权账号数量显著增加，但随着身份与立场差异的凸显，观点和策略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田园女权、激进女权、极端女权，平权仙子、婚驴、打拳……每个标签后面都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行动方式和议题关注，也反映出网络女权内部多元而复杂的声音。

在表达策略上，行动者不断创新：内容形式多样化，涵盖文字、播客、视频等；内容议题更加广泛，既关注社会事件、文化现象，也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性别经验；表达方式更加灵活，通过分析、批评与倡议引发公众讨论。这些策略不仅提升了女权话题的可见性，也展现了行动者在制度约束下的适应能力。

基于上述变化，网络女权逐渐呈现“泛化”趋势：当政治与公共诉求受限时，女权话题转向可传播、可消费、可讨论的文化形式，进入娱乐产业与流行文化体系。泛化并不意味着议题消解，而是维系了女权在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与社会影响力。

结语

回顾1995至2025年的中国互联网女权，可以看到从零散的个体讨论逐步发展为跨平台、多形式集体实践的变化。早期依托高校 BBS 和论坛的讨论，以社会事件和个人经验为主；2006至2015年，博客、微博、豆瓣等平台推动女权表达走向组织化和公共化，同时也面临日益严格的监管；2016年至今，#MeToo 运动和重大性别事件促成女权话题的跨平台扩展与文化化表达，行动者通过多样策略维持议题可见性，但仍承受封禁、舆论打压和现实干预的压力。

三十年来，女权主义者通过不断实践和创新，让性别议题在网络与现实中持续被关注。正如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所强调的“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持续的行动依然是推动性别平等的关键。

注释：
[1]《现代“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黄静案”反思》
[2]《「我们不过是一群胡闹的孩子」——北京大学「一塌糊涂」BBS小史》
[3]《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简史（上部2012-2013）》
[4]《叶海燕：从“小姐”走向“妇女党主席”（上）》
[5]《“铁链女”事件远未终结：噤声、镇压和秘密反抗》
[5]《中国网络女性主义档案馆》

创作者·Therese

你置身于让女性防不胜防的时代

偷拍 意淫 现代社会的熟人屠杀，

披露 偷拍者石沉大海

偷拍场景 偷拍设备 流动拍摄

沉默。 的 受害者

每一天都像溺水一样

我们 他 看向施害者

荆棘密布的

保卫之路

不愿为 观看者、分享者和袖手旁观者

不要缺席

创作者·Domi

一切始于

目光 镜头 拍摄

从线下到线上

从商场、酒店、医院、校园到私人住所

女性身体

成为 被消费的商品

暴力

正在

弥漫

所有证据都删除了

报警维权不了了之

法律 无法追究

创作者·长长

平均5元一个

万名女性堕入偷拍暗网

隐秘之罪

何以终结？

还能做什么？

创作者·嘻嘻

超十万名成员

在不同场合偷拍陌生女性

女儿甚至母亲等身边女性的隐私照片

以供意淫。

不要把偷拍仅仅看成是对女人的犯罪

它伤害的是所有可能变成弱势群体的人。

偷拍犯罪实际上是对人尊严的无差别践踏。

勇敢发声 不要害怕

发声有用

创作者·西瓜

我们可以是艳丽的花，自由的草，可靠的大树，随意生长的藤蔓。看到自我，就算艳丽的花被放到岌岌可危的花瓶里，也可以挣脱这份无谓的框架。因为我们除了是世间定义的美好，更是强大而自主的人。受害者只需和无罪联系在一起，加害者才应是视线与镜头凝聚的地方。

创作者·山椰

他们不认识我，却见过我的身体。

很怕突然有人跟我说，我在哪看到了你

确定的受害者，与隐秘

的施害者。一张恶的暗网

在现实里艰难前行

创作者·巴别塔

第一次做zine是以拼贴艺术的形式进行的。主题为maskpark，中国版的N号房。

凝视的眼睛，以及被凝视的躯干。前女友、现女友、女同事、妻子、女儿、母亲、孕妇，所有的女性；香薰、水杯、插排、地铁、厕所、酒店、医院、B超室，所有的空间。阴影中的数十万双眼睛。这是我作品的第一页。

我剪下杂志里的眼睛，画下很多眼睛，描粗“女”字。一张花瓶上的女人脸构成凝视的对象，掀开的盖子空空如也，极尽的物化。矛与盾，如同弥漫东亚社会的一场瘟疫。

制作的顺序是先有了头和尾，中间停滞了。下一个“她”会是谁呢？也许我们早就是“她”了。

我不习惯只展示现实，我的基调总是希望有下一步可以反抗的空间与余地。但是事实上该如何反击，我仍然找不到方法。

最后一幕是战斗女神的形象，从杂志里裁剪下来。如果这是成长的必由之路，我不想要。哪怕恐惧，也还是要再次搏斗。

“我的胯下不能生出歧视我的性别，我的血肉不能变成刺向我的尖刀。”

这条路是艰难的，“从未有够”。

作者·艾欣 编辑·柯弗

从最初的海淘平台，到如今社交媒体和电商的结合，小红书吸引的用户始终以都市年轻女性为主。尽管平台为拓展市场曾推出“男性内容激励计划”，但据“千瓜数据”发布的《2025“活跃用户”研究报告》显示，小红书共计三亿的月活跃用户中仍有七成为女性，“女性互助”相关“种草笔记”月均互动超千万。

这样的平台自然不乏具有女性权利意识的表达。然而与浓厚的消费气息相比，小红书的机制并不鼓励作为公共社会议题的女权传播——既缺少微博广场的开放性和大众化互动，也不像豆瓣拥有可展开深度讨论的小组；内容审查也是公认的严苛，极易触发敏感词，甚至一度删除“独立女性”和“女权主义”标签，降低相关内容可见性。

即便如此，也有女权主义者坚持以个人的身份进行公共表达，在这样一个号称“生活兴趣社区”的平台，不是展现“女权生活方式”，而是带着传播意识和责任感进行以文字为主的严肃内容生产。三位小红书账号的运营者分享了她们的经验：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平台，对其有怎样的观察，以及如何在这里寻找女权主义表达空间。

机会与困境

赵捷最早是小红书的时尚博主，四年前转向性别议题，开始发布“女权观察”系列。彼时，她感到网络上围绕性别事件的争吵非常激烈，但有时即使同为女权主义者，“大家谈论的东西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无法产生对话。“为了大家不吵架”，她开始了有关女权的“基础概念科普”，包括“什么是性别歧视”“怎么区分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之所以选择小红书作为传播平台，也与近年的网络生态有关：女性权利相关的网络讨论呈爆发式增长，且逐渐被大众流行文化接纳，而同时又遭遇舆论反扑和言论审查。

2020年，脱口秀演员杨笠因在表演中吐糟男性，被贴“极端女拳”标签，成为女权主义在网络被指“煽动性别对立”的标志事件；2021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曝光自己抗议公共场所吸烟后遭受暴力对待的经历，反遭网暴和封号。后者的后续影响是，微博在2021年初大量“清理”女权账号，豆瓣也封禁了一批女权小组，并对此后建立的小组实施严格监管。

赵捷认为豆瓣限制太多，微博的舆论环境也让她难以应对：“我吵架没有那么厉害，太容易被网暴了。”而小红书当时还没有太多深入聊性别议题的账号，女性用户为主的环境也营造了友善的讨论氛围，因此她的账号初期就获得了不错的流量。一开始，她还会做更个人化的讲述，如自己作为曾经的时尚博主，从追求主流审美到反思“服美役”的女权意识变化。

随着小红书向电商平台转型，鼓励更多男性进入，平台的生态也发生了转变。2023年9月，在“朱军诉弦子、麦烧名誉侵权案”撤诉一事通过网络传播后，赵捷有一篇名为“性别暴力案件没有立案就等于诬告吗”的帖文被推到首页，因为触发了争议性话题，引来许多攻击和嘲讽。她认真地在评论区回复留言，但还是难以和反对者们产生有效沟通，因为“没有正经跟你聊话题的，都是在骂人”。

之后，赵捷发现学术性的选题“大家好像很喜欢”，符合给公众带来带来信息增量的期待，“也更客观”。同年10月，她转发了《新京报》的一则报道，内容是关于性别不平等带来的慢性压力如何影响女性大脑功能的研究。这条帖文获得了16000多阅读量和2600多次点赞，评论里许多女性表示对内容有同感，并分享给朋友。赵捷有新闻传播和性别研究专业的研究背景，之后便让账号向更“精专”的方向发展，侧重于对数据、文献的分享和解读。

在小红书，用户可以基于自身兴趣，主动利用算法推荐，打造个人“信息茧房”。在网络讨论氛围趋向分裂和暴力的情况下，这一看似不利于信息多样性的机制反而创造了条件，使她的深度信息能传递给真正愿意接收的读者。

王琪琦目前是一名大一学生，她的小红书个人账号有800多个粉丝。从高二起，她就在网络上“输出”自己对女权议题的思考。开始是在B站发布视频，但她不擅长为了传播“对着镜头做夸张化的表达”，因此选择以文字的形式转移到小红书。

当时她是K-pop爱好者，就相应地关注到了女性偶像在业内被剥削的现象。2024年2月，她观看女团选秀节目“创造营亚洲”，发现未成年参与者被安排穿超短裙上台，觉得难以忍受，就发了一条小红书图文帖。标题仅有短短半句话：“好短的裙子……”文中表达了对女团选秀可能增加女性“外貌、身材、年龄”焦虑的担忧，表示“希望未来的文娱产业能有更包容的节目出现，希望大家能用健康的审美看待自己的身体”。

这条帖文在发布一天后突然爆火，“数据每分钟都在涨”，点赞数迅速超6000，令她意识到“原来小红书是有这么大流量的一个平台”。小红书“社区”定位带来的强互动性，也符合她一开始对社媒的期待，即“促进表达，开放公共讨论空间”。此后她就开始不定期更新女权相关内容，小红书也成为她最常用的社交媒体。

关于小红书的推流机制，王琪琦认为是“玄学”，无论粉丝数多少、账号内容是否垂直，都无法预测哪一条帖子会“爆”，因此她可以通过用心创作单条内容，而不是打造人设，让自己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被人看见”。她的账号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既有漫画和电影的观后感，也有“情绪小记”，共同点是大部分内容都指向对个人生活和女权议题的反思。

2024年5月，网上掀起一波女性对妇科检查中粗暴使用鸭嘴钳的抗议。王琪琦对抗议本身进行了反思：“舆论真的能推动器械改进吗？我对此持消极态度。”她的本意是想指出人们对于医疗系统的迷思，希望舆论不只停留在“个人经验性的表达”带来的情感宣泄上。帖文获得了500余条评论，不过其中包含许多对她“居高临下”“理中客”的批评，更有人讽刺地将她称作“先生”，意为“精神男人”。

震惊之余，她意识到公共表达容易被误读，“尤其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议题，大家的理解非常不一样”。因此她也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自认为在坚持正确的女权立场”就与持不同观点的女性割席。同时她也愿意理解一些女性的言辞激烈，因为她们或许正投入网络抗议，或拥有创伤性经历，随之而来的情绪也是公共讨论无可回避的部分。

不过随着无效、情绪化的评论增加，她对于收到反馈“已经没有那么激动了”。她认为，平台互动性强的另一面，是人们发言的“心理门槛非常低”：“二十条评论里能看到一条想跟我交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要承受十九条无关、攻击的评论。”现在，她还是会在社交平台上直率地发表观点，但已经越来越从“双向交流”变为“单向输出”。

审查与“突围”

尤艺可是一起校园性侵害案件的当事人之一。2024年，她看到一篇小红书热帖，是一位女生讲述自己遭遇性骚扰的经历。尽管没有提及关于学校和当事人的具体信息，尤艺可还是根据细节识别出她们应该是遭遇了来自同一个人的骚扰。于是她在帖子下留言，并转发到自己的账号主页：“就是想跟她说一声，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想支持她。”

第二天，警察主动联系尤艺可做笔录，“说在网上监控到舆情，上面领导让他们来调查”，承诺“一定会查清楚”，但同时也劝她不要再就此事发帖，以免滋生“谣言”。

然而警方此后并未积极推进，仅口头告知当事人“不予处罚”的处理结果。于是尤艺可发起了网络维权。她们在小红书发布的帖子发挥了重要作用：陆续有几十位当事人及知情者向她的账号发来私信、提供证言。几个月后，尤艺可通过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再次发文，详细公开了包括施暴者身份、学校名称、案发时间地点、证人证言等信息，促使警方重新启动了调查。

基于对不同平台传播效果的观察，她认为小红书的优势在于，帖文本身可以获得一定的讨论度，“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乐意评论”。她猜测原因是人们在这个平台“更有安全感”，从而“更愿意让别人了解自己”。尽管发帖人不得不含糊其辞，但来自同校学生和其他相关人士的信息相互交换、补充，让事件的全貌得以呈现。与此相比，传播机制类似的抖音虽然由于用户庞杂，信息更易“突破圈层”，但对性暴力事件的当事人而言，反而未必能带来有效支持。

而小红书的局限也很明显，首先是传播主要限于平台内部，其次，审查和字数限制也不利于信息的完整表达。尤艺可结合自身规避审查的经验与小红书用户的偏好，总结出一套传播策略，即叙述不能太直白——既不能直接指出“师生权力关系”“性骚扰”等根源性问题，也不能提及性骚扰的细节，如“摸”“亲”，而要把信息“包裹”在一个第一人称、以经历和感受为主的“完整的故事”里来讲述。但同时表述也不能过于情绪化，如指责施暴者行为“下流”，否则容易被平台识别为“极端言论”。

赵捷和王琪琦的经验也可以和她相互对应。在赵捷关心的性暴力等议题上，平台的审查机制增加了表达成本：如遇涉及性的表达，包括“性关系”“强奸”“性骚扰”等，她经常不得不用英语、拼音或特殊字符代替。并且由于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收到系统关于屏蔽或限制传播的通知，她难以判断一篇低阅读量的帖子究竟是被限流，还是仅仅不受欢迎：“这很正常，因为它（性别议题）不是一个大众领域。”

有两件事令王琪琦感到难过。一是自己发布的帖文获得一定影响力后就被审查，除她本人之外的用户都无法查看，表达只能走向“终点”；另一件是，她收藏了两条关于一位女性被家暴致死的新闻讨论帖，后来都没有了痕迹。 “算法确实在限制你。（这些内容）只能成为你自己的赛博历史。”

平台为应对审查而自查，遵循的是识别关键词、预防舆论发酵的简单逻辑，对用户的影响则是具有时效性、严肃、深度的内容得不到传播，也难以产生对于结构性问题的问责及建设性讨论。而这些恰恰是像赵捷、王琪琦和尤艺可这样的内容生产者和维权者所关心的。

《中国数字时代》曾于2022年7月发布了一份据称为被泄露的小红书官方审查知识库文件，其中包含网络舆情监控及给平台审查员的意见指导，揭示了平台审查背后的机制。文件将审查员应当注意的“舆情事件”分为来自政府部门的“指令下发”和标志平台自我审查的“内部舆情”。除常见的“涉政”内容外，也包括“敏感社会事件和民意”“公共卫生或社会安全事件”等相关内容。

对于一些典型的与性别相关的舆情事件，如发生在2020年5月的“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民法典草案删除离婚冷静期”“全国优秀班主任性侵害数十名未成年男生”，文件分别指示审核员注意：“对女权的探讨上升到人身攻击的极端女权言论”，及“宣扬不良的家庭观、婚恋观、利益观以及有悖公序良俗”的言论；将“近期发生的多起未成年性侵事件”相联系、“吐槽国家性教育缺失”的言论，及“同性恋概念传播”。

探索可持续的“缓慢抵抗”

小红书依然为王琪琦关注社会热点提供了“一手资料”，据她观察，几乎每一起性别事件曝光初期，都有几篇“现象级”帖子能成功“突破信息茧房”，获得上万点赞和至少几十万的浏览量，“可能算法在这个时刻还没有能力屏蔽关键词”。

但审查的严格使得热度高的帖子可能很快就会被屏蔽，新的内容也难以发布。且不同于微博，“转发”并不是小红书的核心功能，因此对于性别暴力事件等“纯负面的性别新闻”，她如果想有更多的参与，通常还是会选择在微博转发；在小红书，她更愿意在“火帖”下面评论，而不会自己发帖。

赵捷观察到，在“Maskpark树洞论坛”“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争议”这样的事件中，小红书网友表达关注的方式通常是用写有口号和诉求的“大字报”式图片在评论区跟帖，以求提高帖子的热度，“跟追星应援还蛮像的”。她认为这的确是相对有效的方式，相比单独的帖文，对于评论区的海量信息，审查员可能更难及时识别和删除。

虎嗅网今年3月发布的文章《小红书上的女性主义与父权制：一场无声的较量》，将小红书的女性意识表达称作“奶茶杯底”的“微型宣言”。这也似乎符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学者谭佳提出的女权主义的“缓慢抵抗”概念：非自由环境下分散、小规模但持续的抵抗实践，很多时候表现为日常行为，易被忽视，但仍可能对社会变革起积极作用。这一概念回应了在中国女权行动被打压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女权主义话语和身份却空前流行的现象。

今年10月至11月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友响应了海外的“紫色头像运动”——通过将头像改为紫色，声援南非女权组织要求政府将针对女性的暴力及谋杀宣布为国家灾难的紧急呼吁。在小红书，除了有网友自己更换头像，还有人提供紫色模板，或义务帮助希望保留原有头像的网友调色，也出现了专为追星或喜欢虚拟角色的网友提供的头像。此外还有更多围绕“紫色”这一关键词展开的内容，如“好物推荐”：从讲述美国黑人女性反抗性别压迫的小说《紫颜色》，到紫色调的时尚单品。

然而，话题扩散未必带来有效的联结和行动。大数据审查下，可见的仅有“更换头像”这一形式，运动的背景、策略则无法得到完整阐释。其中之一表现在不断有困惑的小红书网友发帖询问“紫色头像是什么意思”；参与者的行为也因过度娱乐化和缺乏运动性受到“自嗨”、“跟风”的质疑。与此同时，网络反女权者借用爱国话语，将之歪曲、夸大为“境外势力”发动的“颜色革命”，进一步通过信息污染制造了舆论混乱。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论述将自身行为赋予“抵抗”的意义，但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同盟，则是更进一步的挑战。女权主义者们对此已经有了不同形式的探索。

小红书不是王琪琦在线上表达观点的唯一渠道，她同时是一系列线上活动的组织者。她组织的活动中，参与者们会开启音视频，在能看见、听见彼此的情况下，对网络上的争议性问题展开基于女权视角的探讨或辩论。在她看来，只要能看到“足够真实和有趣的人”，观点冲突反而不重要，因为人们愿意“以更现实的样貌暴露在彼此面前”，从而建立最基础的信任。相比在社交媒体上，她在这样的场域中更有意愿与其他人产生互动，进而发展出能够长期交流的关系。

尽管感到“长篇、严肃”的性别理论相比以前不再那么受欢迎，赵捷仍在小红书坚持写作。许多同类以“女性”“科研”为主题的账号会走向变现，如提供留学中介服务，但她目前还是专注于知识性内容生产，想在假消息泛滥的网络里“讲一些真实的东西”。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更合适的发言平台，“微博也没落了”。

对于网络环境的变化，她并未感到十分失望，而是认为这是“全世界右转”之下的必然结果。她相信“不限时间，不限平台”，即使只在朋友圈，也可以专注于个人表达。同时她对自己也有新的要求，即让女权表达不只停留在网络：“线下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件事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注释：
[1]《2025「活跃用户」研究报告》
[2]《情况比预想的严峻，小红书删除“独立女性”和“女权主义”标签》
[3]《【CDT报道】小红书审查百科：泄露文件揭示中国精密的审查机器》
[4]《小红书上的女性主义与父权制：一场无声的较量》
[5]Slow resistance: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m in ‘illiberal’ contexts
[6]Women for change

“偷拍”“影像性暴力”“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非自愿性影像传播”“深度伪造”……这些不同的术语指向同一类犯罪行为，即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制作、传播涉及身体隐私或性的影像。最近借由Maskpark事件，相关议题在中文网络上引起了关注。本期专题聚焦于此，尝试全面梳理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在中国的历史、影响，及其引发的互联网讨论，并探讨从个人到社会层面的应对方式。

《监管升级能否消除偷拍隐患？从Maskpark式犯罪谈起》

全面社会管控下的大数据、信息监控和人脸识别无法解决泛滥的性暴力问题，反被用于定位发声的当事人和关注者，因为警权一向是选择性“清算”。要求政府回应公众，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安全和隐私，是再合理不过的诉求，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机器所扮演的角色。

《“偷拍”问题在中国的影响，三十年事件大盘点》

从最初的“裙底偷拍”到今天由AI生成裸体或性图片、视频，非自愿性影像传播这一犯罪现象在中国经历了至少三十多年的发展演变。本文将沿着时间脉络，根据从1995年至2025年的关键节点，梳理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如何从单一事件扩展为社会性问题，也探索公众与法律如何在其中交织出复杂的回应。

《中国性偷拍三十年大事记（1995-2025）》

以时间线的方式，梳理了1995年至2025年间非自愿性影像传播的主要事件与发展脉络。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全面看待“偷拍”的成因、后果及干预》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非自愿裸露或性影像的成因与后果研究》一书于2020年出版。作为截至出版规模最大的针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现象研究，该书通过开展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三个国家六千多名参与者的调查，深入探究了此类侵害行为的普遍性及受害者经历的复杂性，同时梳理了有效应对和预防的系列措施。本文编译自其中部分内容。

《非自愿性影像传播｜书影推荐》

本文尝试梳理目前可查阅的相关公开资料，从纪录片、非虚构和学术书籍两个类别进行推介。主题内容包括受害者亲述、心理与法律研究、专家访谈以及一线媒体调查等等，揭示其背后隐秘而复杂的运作链条。同时，也试图从法律完善、技术反制、公众教育到行业监管等层面，探索可能的应对路径与未来出路。

《非自愿性影像传播｜拓展阅读》

不同形式的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可能造成哪些不同的影像？不同制度在应对相关犯罪现象方面有哪些困难和措施？个人遭遇此类问题后可以向谁求助或申诉？这几篇文章也许可以帮助你系统地了解相关问题。

《踢开镜头，夺回空间》

来自几位女性创作者的ZINE，以文字与图像回应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带来的伤害与压迫。作品展现了她们对偷窥与控制的反抗，也传递出重新夺回自主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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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智人编辑部

不同形式的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可能造成哪些不同的影响？不同制度在应对相关犯罪现象方面有哪些困难和措施？个人遭遇此类问题后可以向谁求助或申诉？这几篇文章也许可以帮助你系统地了解相关问题。

1.技术｜深度伪造：有图未必有真相

“深度伪造(Deepfake)”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和“伪造(Fake)”的组合词。它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训练大规模的数据，包括人脸图像、语音，以及视频等。这些数据用于模仿和学习不同人的特征、动作和声音。然后，再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创建虚假内容，包括假的图像、声音和影片，从而实现AI换脸或者语音复制等功能。

2.案例｜前男友把她卖给了十万人：起底跨境偷拍群的肮脏交易

2025年7月，Telegram上的群组“MaskPark树洞论坛”被指控涉及组织化偷拍、传播、贩卖女性影像。网友爆料称，该论坛的内容包含在不同场合偷拍陌生女性，主动散布前女友、现女友、妻子、女儿甚至母亲的隐私照片，公开意淫女同事等。这起事件也被网友称为“中国版N号房”事件。

3.案例｜串联南北、亲讯86名被害少女，检警如何突破近年最大规模未成年“台版N号房”？

2023年12月，台湾检方侦结、有高达86位未成年少女受害的“SCP社群案”。这是台湾近年来破获的最大宗针对本土儿少诱拍性影像并贩售案件，又被媒体报导为“台版N号房”。

4.案例｜被Pornhub毁掉的孩子

网站Pornhub允许大众上传自己的视频。在该网站每年发布的680万条新视频中，有许多强奸视频，强奸儿童、复仇式色情、偷拍女性洗澡、种族主义和厌女内容等片段被当作盈利手段。每次搜索“girls under18”（女孩 不满18）或者“14yo”（14岁）都能得到超过10万条视频结果。因为不可能确定视频中的年轻人是14岁还是18岁，没有人清楚究竟有多少内容是违法的。

5.应对｜对于偷拍，中国是怎么处罚的？

根据“湃客·有数”统计的数据，有33.3%的偷拍事件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29.2%是为了敲诈被偷拍者获取钱财，剩下的37.5%则被用于传播与售卖，流向黄色社区、黄色网站、社群、网盘群、朋友圈和平台直播。对女性的偷窥、偷拍为何屡禁不止？关于偷拍，中国法律如何处罚？

6.应对｜香港影像性暴力工作历程

本文列举了香港影像性暴力的工作历程，包括影像性暴力迷思、香港影像性暴力相关法例、影像性暴力经验调查等内容。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为非政府资助的慈善团体，由一群致力推动性别平等、改善女性权利，并特别关注女性不合比例地受到性暴力威胁的人士共同于1997年3月8日成立。

7.应对｜复仇式色情热线

英国的「复仇式色情热线(Revenge Porn Helpline，RPH)」成立于2015年，其已协助数千名深受非自愿性私密影像散布的受害者，并成功从网路上，移除超过200,000张非自愿性散布的私密影像，影像下架率高达9成以上。

作者·会呼吸的天空

编辑·普通智人编辑部

当个人隐私在无声无息中被偷窥、被记录，并在某个瞬间“被一键泄露”，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时代，“安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谁在黑暗中窥视？又是谁在纵容这一切？

需要深究的是：这当中是否潜藏着权力的不对称与性别暴力的结构性问题？在立法滞后、执法乏力、取证艰难的现状下，我们究竟能采取哪些有效的行动去应对？

在深入理解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试图从不同媒介中寻找思考的路径。本文尝试梳理目前可查阅的相关公开资料，从纪录片、非虚构和学术书籍等类别进行推介。主题内容包括受害者亲述、心理与法律研究、专家访谈以及一线媒体调查等等，揭示其背后隐秘而复杂的运作链条。同时，也试图从法律完善、技术反制、公众教育到行业监管等层面，探索可能的应对路径与未来出路。

一、直面真相：影像作品里的黑暗现实

1.Netflix《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

类型：纪录片

上映日期： 2022年5月18日

简介：”N号房”是2018至2020年在韩国发生的性剥削案件，名为“博士”的犯罪者以发布虚假兼职广告的方式，欺骗、胁迫女性拍摄性剥削影片，在Telegram群组内上传影像乃至直播，用以盈利。受害者高达74人，其中16名为未成年女性，年纪最小的11岁，尚就读小学。该纪录片呈现了警方、当事人、民间关注者的多方努力，揭露”N号房”的作案手法，呼吁对性暴力事件的关注及对当事人的支持。

评论：

一部优秀的纪录片，探讨了一种媒体并不总是关注的犯罪类型……它严肃地探讨了这一主题，既没有耸人听闻的噱头，也没有不必要地曝光受害者。此外，它避免了详细描述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以免鼓励效仿。

——Google@Pedro Junior

2.报导者《偷拍、诱拍、集体侵犯⋯⋯破解台湾变态的“猎童产业”｜儿少性剥削》

类型：影像报道

上映日期： 2024年7月2日

“报导者”完整文字报道：《猎童风暴：揭开未成年性剥削影像的暗黑产业链》

简介：2024年，台湾艺人黄子佼被发现持有性侵儿童的影像，引发全社会对相关犯罪问题的关注。《报导者》长期追踪调查，对正在台湾扩大和变形的“猎童网络”进行专题报道。本片对文字报道做了补充和解说，在揭露犯罪网络之余，也基于媒体报道伦理，对如何保护当事人隐私作出解释。同时提出反思：除了修法与加重罚责，刑警、检调等公权力如何面对快速组织化、集团化、网络化、科技化的暗黑产业链成形？

评论：

流著泪也要看完 真的 太需要更多人重视性犯罪相关问题跟产业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抵制、打击、严惩以待了⋯⋯

——Youtube@好事花生_金渐层

3.《乔治亚•哈里森：色情、权力、利润》

原标题：Georgia Harrison: Porn, Power, Profit

类型：纪录片

上映日期： 2025

简介：五年前，乔治亚被拍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性行为。视频在网上疯传，并被上传到免费观看的色情网站上，使她失去了工作和名誉。她没有被这段经历击垮，而是深入影像性暴力的世界，调查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提高人们对此的认识。

评论：

你激励着我和所有人，乔治亚！继续加油姑娘，你做得太棒了！给你满满的爱。——kieranbehan

昨晚看了那集剧，我和姐妹都超爱！今晚必须追完。2023年我遭遇了复仇色情事件，至今仍深受其害。——xxxlollynikky29

二、文化透视：偷拍是如何成为社会现象的

1.《N号房追踪记》

原标题：When We Call Us“We”

作者：追踪团火花

出版时间：2021年

简介：揭开”N号房”案的，是由两名女大学生组成的调查组“追踪团火花”。她们长期潜伏在群组中收集证据，最终促成警方破获案件。关于该案的纪录片侧重于从警方视角还原案件，对于“追踪团火花”的作用呈现较少。而在本书中，两位女性记录了她们追踪案件的艰难，如在寻求媒体报道的过程中屡屡碰壁；也追溯成长中经历的种种“性别麻烦”如何推动她们对女性权益问题的关注。

评论：

在事件纪实过程中，穿插了两个女孩的故事，成文采取了交叉讲述的方式，我原本有点不解，因为总是把两个人的经历搞混。后来意识到，或许是有意为之，因为同为东亚文化里成长的女性，我们的经历是那么相似，根本不分彼此，简直无缝对接。同为正在发生，同为全民共愤，同为触及底线，此时此刻的我们更要坚持下去。

——豆瓣@天狼星守望者

2.《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非自愿裸露或性影像的成因及后果研究》

原标题：Image-based Sexual Abuse: A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Non-consensual Nude or Sexual Imagery

作者：Nicola Henry, Clare McGlynn, Asher Flynn, Kelly Johnson, Anastasia Powell, Adrian J. Scott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简介：“基于图像的性虐待”是指未经他人同意拍摄、伪造或分享其裸体/性影像的行为。本书通过开展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三个国家六千多名参与者的调查，深入探究了此类侵害行为的普遍性及受害者经历的复杂性，并就如何干预提出一系列建议。

评论：

“本书是学生、研究人员、教师、从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寻求对基于图像的性虐待进行深入社会科学理解的必读书籍。它注定会成为一部经典的学术著作，显著推动对男性如何利用新技术虐待女性的研究。”

——西弗吉尼亚大学 Walter S. DeKeseredy 教授

“本书基于原始调查和访谈数据，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新’形式的虐待如何再次让我们面临那些源于仍然受性别和父权制传统影响的世界的熟悉挑战。”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Jan Jordan 教授

作者· Nicola Henry, Clare McGlynn, Asher Flynn, Kelly Johnson, Anastasia Powell, Adrian J. Scott

编辑·艾欣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非自愿裸露或性影像的成因与后果研究》一书于2020年出版。作为截至出版规模最大的针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现象研究，该书通过开展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三个国家六千多名参与者的调查，深入探究了此类侵害行为的普遍性及受害者经历的复杂性，同时梳理了有效应对和预防的系列措施。本文编译自其中部分内容，原文信息见文末。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定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色情杂志《好色客》刊登了一篇长篇特稿，向读者征集女性阴道照片以供发表。几位女性起诉《好色客》杂志，称其在未经她们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了这些照片，涉嫌诽谤和侵犯隐私。在一个案例中，一对男女在派对上偷拍了另一名女性的照片并投稿，这些照片后来被刊登在了杂志上。

这一案件证明，未经同意拍摄或分享裸露/性爱影像并非新现象。只是在1986年，案件开庭审理时，“复仇式色情”“性勒索”“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和“深度伪造”等术语尚未出现，带摄像头的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万维网也尚未发明，很少有人能够预见，这类现象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复仇式色情”一词诞生于二十一世纪初，其定义为“未经他人同意，尤其是出于报复或骚扰的目的，将他人的色情内容发布到网上”。在媒体报道中，它经常被描述成一种“报复前任”的行为。虽然这一术语在过去曾促进人们对相应社会问题的关注，但许多受害者、倡导者、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认为这个词令人感到不适——作为一种委婉标签，它掩盖了应受谴责的行为，甚至为赋予其合理性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手段。

首先，“复仇式”是一种误称，因为并非所有散布影像的行为都是出于报复，还可能有其他动机，如性满足、偷窥欲、金钱收益、社会地位提升或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其次，该术语仅关注前伴侣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分享私密影像，而忽略了以其他形式实施的侵害行为，例如在公共或私人场所偷拍，或威胁分享私密影像。第三，该术语有指责受害者的含义，因为它暗示受害者的行为激怒了罪犯。第四，“色情”一词的使用将非自愿的裸露或性爱影像与商业色情制品的制作相提并论，不足以反映其危害，也未能捕捉影像的多样性——其中许多既不色情也不露骨。最后，该术语关注的是影像的内容，而不是侵害行为本身。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创造了一些其它术语来描述此类行为，包括“非自愿色情”“非自愿性简讯”或“基于影像的性虐待”。虽然没有完美的术语，但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基于影像的性虐待”（Image-based Sexual Abuse），因为它更能体现伤害的本质，以及行为、动机、数字设备和平台的多样性。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是涵盖范围广泛的虐待行为的总称，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未经同意拍摄、分享裸露或性影像；在“复仇式色情”网站上分享影像；使用人工智能或其他数字处理技术制作虚假性爱影像，将受害者的面部逼真地嫁接到实施性行为的身体上；陌生人或亲密伴侣在网上威胁受害者，迫使其分享更多影像、支付金钱或从事任何非自愿的行为；拍摄、分享性侵犯的影像。

“多重受害”与“性暴力的连续体”

参与访谈的受害者报告了各种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经历。他们的裸露或性爱影像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扩散。这些受害者中，包括了最初自愿向他人分享影像的人、同意他人拍摄或被强行拍摄的人、因为失去意识或在隐藏摄像头下而不知道自己被拍摄的人，还有极少数被制作、伪造影像的人。

这类虐待不受地点限制，影像可能会在家里、工作场所、学校和聚会，以及更广泛的线上和线下活动上被拍摄或分享。例如，一位受访者描述了她在手术室接受麻醉时，一名护士如何拍摄了她的生殖器照片；另一位则称自己的一位朋友兼同事拍摄了她上厕所的照片。

许多人还经历过有人威胁要分享他们的裸露或性影像，目的是为了胁迫他们，或在亲密关系中及其结束之后对他们施加控制。大多数报告的虐待事件发生在过去五年内，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已过去十年，仍对他们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的进步使有施虐动机的人更容易实施他们的行为，而且通常可以是匿名、不受惩罚的。然而，在许多方面，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非技术性的”。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问题源于根深蒂固的性别和性取向规范，这些规范不仅将身体——尤其是女性、“女性化”或不合规范的身体——物化和商品化，还将其作为骚扰、虐待和施暴的载体。与其说它是网络时代的“新”事物，不如说是既存有害结构的影响、延伸和放大。

虽然任何性别的人都可能遭受基于影像的性虐待伤害，但女性报告的负面情绪、对声誉和安全的担忧、健康和人际关系影响比男性更严重，女性也比男性更有可能将自己认定为受害者或幸存者。并且，大多数承载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内容的网络平台是为了取悦异性恋男性并物化女性而设计的。性少数、少数族裔和年轻人也更容易遭受骚扰。这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基于影像的性虐待与仇恨犯罪之间的联系。

“多重受害”也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发现。一些参与者不仅报告了多次遭受同一施暴者或多名施暴者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经历，还报告了在其它背景下遭受性暴力、家庭暴力、跟踪和性骚扰的经历——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约有三分之一参与者表示，未经同意拍摄、分享或威胁分享裸露或性爱照片，是现任或前任亲密伴侣实施的更广泛、持续的家暴的一部分。

许多女性在一生中会经历多种形式的性暴力，这些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经历被称为“性暴力的连续体”。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性暴力对女性生活的累积影响，以及受害者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经历的不同反应。

过往的一些研究借鉴了创伤的生物医学论述，通过描述各种心理和身体所遭受的伤害和痛苦，凸显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后果。例如，在一项对美国和加拿大受害者进行的研究中，参与者报告了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倾向、焦虑、抑郁等。一些人还采用了潜在有害的应对机制，例如酗酒。

医学化的创伤框架有助于使受害者的经历“合法化”，“真实”展现其遭受侵犯的程度，提供性暴力在社会中造成的严重且有广泛影响的“权威证据”，也有助于论证用于预防此类犯罪和支持受害者的资源分配合理性。对一些受害者来说，这或许也能帮助他们理解自身经历。但同时，仅关注个别受害者所遭受的特定身心困扰，也可能会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病态主体”，而使其去语境和去政治化。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的本质可能会在其中被忽略、轻视和误解。

女性主义现象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整体的视角来理解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所造成的伤害。在我们的访谈中，受害者以基于创伤、超越医学化的方式表达了她们的遭遇，强调她们经历的重叠性，描述了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社会性破坏、伤害的恒久性、生存威胁、孤立、以及自由受限。

相当多的参与者将他们遭受影像性虐待的经历描述为“一种彻底的毁灭”，改变了他们的自我意识、身份、对身体完整性的感知、与他人的关系，导致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和自我意识划分为虐待发生“之前”和“之后”。

许多女性参与者还谈到了她们如何感到“被贬低”、“羞愧”和“愚蠢”，这反映了性别化的社会期望和性行为规范。她们谈到了自己如何被指责为影像被暴露的罪魁祸首，以及因此遭受的性侮辱。有女性参与者表示，“最严重”的伤害是被家人发现——令父母失望是耻辱的，即使只是被他们发现自己是一个“有性欲的人”。

一些受害者谈到了伤害的交叉性，以及这些伤害带来的额外风险。一位澳大利亚的参与者描述了她所遭受的仇恨言论如何反映了种族主义和厌女症：“我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吸引力，因为我不瘦，也不是白人……人们会说：‘你又丑又恶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与其他形式的暴力和虐待一样，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所带来的威胁、恐惧和束缚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几乎是无论如何应对，都无法消除对受害者的影响。对一些人而言，每天都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每一次对涉及他们受虐内容的浏览或传播都意味着虐待的重演。许多人描述了他们如何不断检索互联网，尤其是色情网站或社交媒体，以防自己的影像被发布或转发。还有一些人则会过度分析自己所有的社交互动，试图确定谁可能知道或看过他们的影像，并因此对他们产生负面看法，这些举措往往会对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造成额外的伤害。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还会让人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一种深深的疏离感。这通常是源于信任的严重丧失，不仅是对施暴者的，也是对家人、朋友、网络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除此之外，孤立感还常常因他人的负面反应而加剧，许多人因此退出了社交生活和人际关系。一些人不再感到在网上“安全”，反而将其视为一个可能再次造成创伤的场所。

要全面理解伤害，不仅要看人们“遭受了什么”，还要看他们被阻止做什么。换句话说，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构成了“自由犯罪”，会限制一个人的“可能性视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虐待的后果往往受到性别文化价值观、态度和实践的影响，虽然困难，但这些环境因素实际上是可以被改变的。

为受害者寻求正义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在不同时期、环境下的流行程度和危害，必须了解“性影像分享”本身作为一种性表达形式，是如何跟随社会规范不断变化的。

针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受害者指责叙事，可以说是对前网络时代其他形式性暴力受害者指责叙事的延伸。曾经那些提供给女性的“建议”——不要晚上出门、不要穿短裙、不要喝得酩酊大醉——在 21 世纪发展为“不要拍带有性暗示的自拍”。换句话说，受害者指责叙事依赖于羞辱和谴责女性，因为她们参与了“危险”或“不正常”的行为，并身处她们“本应更了解”的环境中，因此必须为这些风险承担一定责任。

当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已经经历了明显的转变，对公开的性表达更加宽容。网络约会和性行为正日益普遍和“正常化”。公众话语从指责和羞辱受害者转向认识到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严重性。媒体报道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明显的转变，即强调选择拍摄和交换裸体或性爱影像本身并没有错，伤害源于未经同意使用这些影像对自主权的侵犯。

对一些参与我们访谈的受害者来说，积极抵制性羞辱，并拒绝让施暴者影响她们在其他性关系中的自我表达，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一位女性所说的：“我不会改变我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我的在线互动和内容，而且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做。”

对许多性少数者而言也是如此。公开表达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可能会遭受暴力、骚扰、歧视，甚至刑事定罪，因此网络空间长期以来为性少数群体提供了相对安全的性自我表达环境。性少数群体的约会文化更多地与网络平台关联在一起，这在历史和当前的文化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国际文献也提出了一些担忧，即性自由、性赋权和性自我表达背后存在潜藏的压力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在我们采访受害者时也有充分体现。一位参与者谈到了在男同性恋约会或性市场上“竞争”的内在压力：“我大概厌倦了那种不得不通过裸照和别人争夺注意力的感觉……我发现大多数人只是喜欢收到照片和收集照片。”

许多女性受访者也描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人们普遍接受双方同意的性自我表达，甚至“每个人都这么做”。然而，当其他人未经允许分享影像时，她们作为受害者却遭到指责和羞辱。女性被赋予了一种有限的、商品化的“主动”性观念，而不是女权主义所要求的全新的情色表达和实践。

通过阻止个人参与在线约会或性表达来预防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是不切实际的。种种研究都表明，以禁欲为重点的性教育会使年轻人失去自主权，缺乏做出关于自身性健康、安全和福祉的自主决策所需的信息和信心。而将此类犯罪现象纳入性教育，与其它关于隐私和同意的讨论相结合，有望成为重要的预防途径。

鉴于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广泛影响，世界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刑事和民事法律，为受害者提供正义和救济。然而，与其他性暴力问题一样，该领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司法缺口”。虽然我们访谈的许多受害者都曾走入刑事司法程序，但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认为这是获得支持或补救的最佳途径。

在一些国家，刑法复杂且零散，只有针对传播性影像、偷窥和“裙底偷拍”等行为有单独的法律规定。现有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法律有五个主要缺陷：处理对象没有纳入“嫁接”、伪造的性影像；缺乏考虑威胁分享的情形；要求提供“造成伤害或痛苦”的证据；缺乏匿名条款来保护投诉人的身份；以及法律在人群中未能普及。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现有支持服务的认识将会不断提高，但这些服务必须资源充足、协调一致且信息畅通。重要的是，受害者需要并应该获得充分的信息技术、法律和情感支持，以使他们能够自主选择需要什么样的正义，以及如何寻求和促进这种正义。

受害者的首要诉求通常是删除他们的影像。许多人首先会求助警方，因为他们无法确保所有痕迹都被清除，而警方在从网络平台和设备上删除内容方面拥有比他们更大的权力。此外，要求受害者不断观看这些影像本身就可能造成创伤。

但我们访谈的大多数受害者对警方的回应都感到不满，形容他们是“漠不关心”“不屑一顾”“残忍”且“武断”。警方的回应缺乏紧迫性——在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案件中，这种情况尤为恶劣，因为影像每分钟都可能被进一步传播。警察不仅需要接受法律方面的培训，还需要接受如何应对受害者的培训。

此外，许多受害者没有选择报警或诉诸法律，理由可能是担心舆论压力、不希望施暴者被逮捕或判刑，或担心警方对网络平台的调查会“连累”其他受害者的影像被进一步公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自己的遭遇得到“更严肃的对待”。

一些受害者希望与施暴者对峙，有时是希望施暴者承担责任并为其所作所为道歉。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有意愿与施暴者对话。关键在于，受害者普遍认为需要“文化变革”，即开展广泛且有针对性的教育，以促使人们了解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影响和后果，从而获得“被承认的正义”，并确保“没有人会再经历这种事”。

像面对其他性暴力一样，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理解受害者所需正义的多样性，例如协商、调节、赔偿。包括建立更具恢复性和变革性的司法机制，支持受害者“重新掌控”自己的形象、身体、生活、事业以及身心健康。

改造促成“偷窥”及虐待的环境

鉴于网络上有如此多的商业色情内容可供用户免费获取，为什么非自愿性影像还会有需求和市场，并且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本？

对施暴者的调查发现，基于影像的性虐待行为没有一个共同的主导动机。我们询问了那些声称曾拍摄、分享或威胁分享非自愿性影像的参与者，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多种动机的混合很常见，包括寻求乐趣、调情、给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维系关系、寻求关注、报复或“反击”、制造尴尬、控制他人、获取好处等等。其中“控制他人”是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似乎并未意识到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或有意淡化自己的行为。即使将动机描述为“控制”“羞辱”或“报复”，他们还是会给这些照片贴上仅仅是“有趣”或“色情”的标签。这些发现与受害者所描述的严重而持久的影响是矛盾的。

非自愿性影像的交换和交易，在许多方面已被正常化，构成了一种“社会货币”。在一些“私密分享网站”中，施暴者的行为似乎并非出于报复，而是为了在一个男性同龄人网络社区中将自己表现为“真正的男人”。这些用户共同利用对认识或不认识的女性进行“仪式化的性羞辱”，来获得性满足和建立自尊。虽然本质上可能具有竞争性，但在同龄人群体中，这种行为也受到积极鼓励、支持和规范。

极端阳刚气质的表演通常通过身体与性欲的媒介实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摄像普及之前，某些男子气概的标志——如职业、财富和体魄——固然易于验证，但性能力却难以证明。然而在网络时代，裸露或性影像已成为亲密关系与性征服能力的“证据”。

随着互联网发展，普通用户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更是内容的生产者。人们在网络上追求“真实”的视觉呈现。在网络色情经济中尤为明显，表现为业余色情片（注：指非由专业演员出演，而是用户自行拍摄并上传的色情片）数量呈指数级增长。非自愿性影像也是主流色情作品中的热门类型，其中既有“演绎”的主题色情片，也有“真实”的偷拍和泄露影像。

法律和医学将“偷窥癖”视为一种精神病理缺陷，但未能解释大众文化中“偷窥”的复杂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受到真人秀、色情作品和社交媒体的推动，被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逐渐适应并接受，形成一种对“大量消费他人看似真实且毫无防备的生活信息”的痴迷。

对于促成、纵容非自愿性影像传播的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群，我们需要加强理解，以设计适当的应对措施。例如制定有效的刑事和民事法律，以及在学校和社区推广教育项目，从源头上进行预防。并且，任何教育预防的措施都不能仅以课程传授的形式孤立进行，否则即使通过教育向年轻人传递了关于同意和隐私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会被社会和大众媒体中的反面信息所削弱。

针对基于图像的性虐待的不同干预措施涵盖三类：

“一级预防”旨在通过解决“驱动因素”，将暴力行为防患于未然。这包括改变与暴力相关的结构、文化以及常见行为。例如，通过教育项目、社会营销活动、反歧视政策或本地社区干预措施，减少暴力风险因素并促进保护性因素。

“二级预防”，即早期干预或在行为升级之前及早发现，针对的是施暴或受害风险更高的人群，如年轻人，女性、残障、性少数人群，或被确定具有愤怒管理或药物滥用等多种风险指标的男性。此外，针对同龄人群体，特别是男性同龄人群体中发生的基于图片的性虐待，增强旁观者的自信心，使他们有意愿和能力进行干预，也具有一定潜力。

三级预防是指在虐待发生后采取的干预措施，旨在防止其升级和反复。这可能包括紧急住宿和医疗服务、长期支持和刑法应对措施。

如果说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技术将继续发展、变革和适应变化，施暴者也将继续利用技术作为胁迫、骚扰、虐待的工具。尽管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行为和影响多种多样，且在不同背景下有所差异，但我们绝不能允许侵犯性自主权、性同意和隐私的行为成为网络时代的新常态。

原标题：Image-based Sexual Abuse：A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Non-consensual Nude or Sexual Imagery
中文标题：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非自愿裸露或性影像的成因与后果研究
作者：Nicola Henry, Clare McGlynn, Asher Flynn, Kelly Johnson, Anastasia Powell, Adrian J. Scott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翻译说明： 本文为非商业性翻译，仅供学习与交流使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普通智人编辑部

1995年

中国互联网正式向公众开放

1995年5月17日，第27个世界电信日，中国邮电部宣布向社会公众开放计算机互联网接入服务。中国自此迈入数字时代，互联网开始从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走向普通民众，标志着中国数字化生活的起点。

1997年

香港首位网络色情罪犯

1997年，CHEUNG KAM-KEUNG （音：张锦强）在网络上上传19张涉及男性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的照片，被香港法院以猥亵罪定罪，成为香港首位因网络色情内容被定罪的居民。当时的《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1987年生效）主要针对印刷和广播媒体，尚未明确适用于网络内容。此次判决确认了色情内容无论是否数字化，均受法律管辖。这一案例成为香港在处理网络色情问题的起点。

法律对性偷拍行为的早期规定

199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虽未对“偷拍”作出明确规定，但在特定情形下可适用相关罪名进行追责。例如，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

1997年12月30日施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也明确，禁止宣扬淫秽、色情，以及公然侮辱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由此可见，我国当时虽然缺乏针对“偷拍”的明确规定，但相关行为仍可能被纳入刑事罪名和行政规制的范围之内。

2000年

香港武打明星钱小豪涉嫌偷拍案

2000年，香港武打明星钱小豪涉嫌用摄像机偷拍至少30名女性。2000年7月11日，安保人员在百佳超市发现钱小豪尾随女顾客并拍摄。警方检查摄像机，发现至少30名女性的裙底镜头。由于当时香港法律尚未针对“偷窺”设立专门条文，钱小豪被以“游荡引致他人不安”起诉。最终因证据不足，钱小豪获无罪释放，但须缴保证金二千港币，并接受两年守行行为监管。

2002年

成都少年偷拍父母生活

2002年2月25日，成都的徐女士在16岁儿子的卧室床头柜内发现一盘录像带，录像内容是她和丈夫的起居生活。据悉，该少年在电脑城购买了针孔摄像头，只需安装在电视或录像机上即可进行偷拍。

2003年

“性偷拍”网络传播初期

2003年，媒体报道显示，有人在街头利用数码相机偷拍女性走光的照片。这些照片随后在网络上传播，有的零星出现在BBS论坛，有的通过邮件群发扩散。这类报道成为公众舆论中较早直面“性偷拍”问题的信号，揭示了互联网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隐私侵害提供了新的渠道。

房东儿子安装摄像头，疑似偷拍女租客

2003年8月1日晚，广州市三名女性房客发现租房的洗澡间对面藏有摄像头，随即立即报警。房东儿子承认安装摄像头，但称未购买接收设备，也未向房客道歉。三名女性回到房间时发现门被锁，房东要求她们立即搬离。在警方和居委会的协调下，房东同意让她们延迟几天搬出。

2004年

海南高校男大学生偷拍事件

2004年，海南某高校一名男大学生偷拍同校女大学生“走光照片”，并在同学间传播观看。新闻报道显示，学生对此有不同看法。有学生承认曾偷窥他人隐私，并表示经常在网上浏览偷拍照片。有学生指出，校园网及其他网站上，学生拍摄的偷拍照片和影片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有学生表达担忧。一位2000入学的同学说，“也许有一天，我会莫名其妙的成为偷拍的对象，然后被传到网上，这一切我都不知情。”

2005年

长春浴室偷拍勒索案

2005年，长春三名男性在浴池打工期间，将针孔摄像头藏入包房，偷拍顾客性行为并试图勒索80万元。三人随后被警方抓获并依法处罚。根据报道，除少数高档浴池外，当地多数普通浴池缺乏防范偷拍的管理措施，例如不禁止顾客携带摄影、摄像器材，也未建立防范员工偷拍的制度。此案揭示了偷拍与勒索结合的风险，也暴露了公共娱乐场所隐私保护的薄弱。

2006年

中国首次立法规范偷拍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首次将偷拍行为纳入可处罚范围，填补了此前法律在此方面的空白，为执法提供了明确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将偷窥、偷拍、窃听及散布他人隐私等行为纳入处罚范围，并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标准。

草榴社区：涉及偷拍的中文色情论坛

草榴社区成立于2006年，是具有代表性的中文网络色情论坛之一。草榴社区有许多涉及性偷拍、性侵害的文字和影像内容，助长了性剥削文化。尽管多次被封禁，但草榴社区通过各种渠道向会员更新内容，现在仍在运行，会员数超过20万。

2008年

海南师大男大学生偷拍40余名女生

2008年6月，海南师范大学发生严重偷拍事件。 男大学生陈某在宿舍内使用数码相机偷拍对面宿舍的女生。由于宿舍区男女楼间距不足15米，部分女生在阳台洗漱、更衣时未拉窗帘，成为偷拍对象。陈某偷拍生活照片共453张，其中200余张被上传至校园网及外部网站，涉及40余名女生。陈某供称其动机仅为“好玩”。警方随后删除相关图片、封禁涉事IP并依法处罚陈某。部分网站在传播时添加暴露图片，造成了对受害女生的二次伤害。舆论批评学校在宿舍管理与隐私保护上存在漏洞。

91Porn

91porn是一个中文与英文色情网站，建立于2008年9月，其服务器架设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被认为是在中国大陆最知名的色情网站之一。网站内容主要是由中国大陆用户上传的性爱录像与图片。网站上有许多非自愿性影像。2018年，韩国N号房事件发生后，中国女性在微博上发起了公开91偷拍者名单的请愿。91porn网站仍在运营，2022年每月访问量超过一千五百万次访问。

2015年

三里屯优衣库视频事件

2015年7月14日，一对青年男女在优衣库试衣间发生性行为的视频在中国网络广泛传播。这起事件的搜索词曾占据微博热搜榜全部前十名。7月19日，警方通报称，当事人将视频传给微信朋友时流出，随后被他人上传至互联网。传播此视频的有1人被刑事拘留、3人被行政拘留。

2017年

全国各地“猎狼”行动汇总

2017年起，中国多个城市公安机关陆续开展针对公共交通偷拍、猥亵等行为的专项行动。北京从2017年起开展“猎狼行动”。2017年，北京公交总队四惠站派出所成立专猎狼行动小组。2019年，北京共有32个行动小组。2021、2022年，北京警方持续开展春季、夏季及“百日行动”等专项整治。

深圳自2018年起针对猥亵犯罪开展专项行动。广州在2020年开展“猎狼行动”，抓获猥亵嫌疑人90余名，其中近60人依法行政拘留。天津自2022年起开展“猎狼”行动，重点打击猥亵、偷拍类案件。杭州在2023年公开行政处罚信息，实名制公示在地铁、公交猥亵或侵犯隐私行为的违法者。

在全国范围，2024年公安机关针对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开展打击猥亵、偷拍及侵犯隐私等行为。

2018年

夯先生事件曝光：偷拍贩卖一百余名女性的性影像

2014年起，范某在91porn网站上运营账号“夯先生”，上传、销售非自愿性影像。 2014年到2018年年初，范某与另外两人合作，范某与一百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并进行偷拍、制作、传播、贩卖。范某与另外两人合作，将偷拍影像制作成100多部“夯先生系列”视频，通过91porn网站、iMessage群等渠道贩卖。三人从中获利超过人民币百万元。2018年1月，中国警方将三人抓获。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硕士合谋偷拍女生浴室

2018年9月至11月，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国曜麟要求同校硕士研究生林女士在女浴室偷拍洗澡视频，并为其提供带偷拍功能的手机壳、女生姓名和照片。林某在校内多次实施偷拍，录制数十段视频并与国曜麟共享。2018年11月21日，林某偷拍时被当场发现，事件随后曝光。学校调查认定国曜麟为幕后参与者，并对其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国曜麟不服，先后向北京市教委申诉、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均被驳回。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国曜麟所为违背社会准则，辜负公众期许，更严重影响校园管理秩序。

2020年

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

2020年7月，浙江杭州便利店老板郎某在偷拍正在取快递的谷女士。此后，郎某与朋友何某假扮快递员和谷女士在微信中虚构对话，捏造“富婆出轨快递员”的情节，并将偷拍视频及伪造的聊天截图发至微信群。相关内容经互联网扩散，某微信公众号以此发布题为《这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到发光啦！》的文章，几日内点击量达到一万次。随后一个多月内，多篇相似内容的文章在网络扩散，总浏览量超过六万次。谷女士所在公司担心名誉将其辞退。谷女士也被诊断为抑郁状态。2020年8月7日，谷女士在知情后报警，并提起诽谤自诉，案件随后转为公诉。2021年4月30日，法院一审判处郎某、何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2021年

《民法典》中关于偷拍侵权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偷拍行为主要涉及隐私权和肖像权，可能构成民事侵权。《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进入或拍摄他人住宅、宾馆等私密空间，不得拍摄、窥视他人私密活动及身体的私密部位，也不得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或公开其肖像。

上海房东偷拍女租客案

2021年，上海闵行区房东徐某在出租房卫生间内安装摄像头，偷拍租客李女士。李女士在洗澡时意外发现隐藏摄像头后立即报警，公安机关对徐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事发后，李女士被诊断为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并提起民事诉讼。法院认定徐某的行为严重侵犯李女士的隐私权，虽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徐某传播或扩散偷拍影像，尚不足以构成刑事犯罪，但需承担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徐某赔偿李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25000余元。

2022年

《江苏交通条例》规定责任方偷拍报告责任

2022年实施的《江苏省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条例》强化了公共交通相关责任方防治偷拍的责任。该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共交通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发现场站、公共交通工具内发生性骚扰、猥亵或者偷拍、偷窥他人隐私等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接到举报的，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2023年

BBC纪录片《追查痴汉》，揭秘跨国偷拍与性侵影片贩售

2023年6月初，英国媒体BBC发布纪录片《追查痴汉——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影片揭露，一些在日本的中国人经营偷拍影片业务，包括运营网站“顶不住”、“街射”、“痴汉具乐部”等，并设有Telegram群组，约有4000名会员分享偷拍和性侵技巧。拍摄内容涉及偷拍、猥亵及性侵行为，地点多为地铁、公交车等公共场所，覆盖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该网站有超过1万名付费会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男性。在微博上，相关讨论词条“BBC卧底记者扒出经营偷拍视频团伙”一度登上热搜，但不足三小时即被限流，随后被删除。

广州地铁偷拍反转事件

2023年6月7日，张薇在搭乘广州地铁时怀疑一名56岁男子邓某偷拍自己，用手机拍下对方画面，并检查对方手机，未发现偷拍。经警方调解，双方达成和解。但张薇随后在微博发布邓某未打码视频，并称“感觉他不是第一次作案”，引发争议。随后，张薇删除所发微博。6月11日，邓某报警。双方于当天最终达成协议，张薇在网上公开道歉。

随后，网友指控指控张薇进行校园霸凌。另有匿名网友称其学术不端、私生活混乱。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被大量传播和二次加工。此事在网络持续发酵，偷拍、诬陷、校园霸凌、学术不端等舆论焦点不断转变。

成都地铁“绿光鞋”事件

2023年6月11日，在成都地铁上，罗女士、曾女士质疑乘客何先生偷拍，该鞋被指发着“绿光”，像摄像头。地铁工作人员与警方先后到场。警方将三人带至警务室调查，结果确认鞋内并无摄像设备。罗女士、曾女士当场道歉，并提出补偿交通费，但何先生拒绝接受。随后，何先生在微博发布文章讲述自己被“诬陷”偷拍一事。两天内，该文阅读量近2000万，引发舆论关注。

事后，何先生向法院起诉，要求罗女士、曾女士、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刊登道歉声明、连续十天在案涉地铁站宣读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50000元。2023年12月12日，一审法院判决不支持何先生的诉求。2025年9月11日，二审法院驳回何先生上诉，维持原判。

2024年

2024典型案例——山东枣庄传播淫秽物品案

2024年9月14日，公安部公布十起打击整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典型案例是，山东枣庄刘某某传播淫秽物品案。刘某某通过偷拍、“朋友圈”下载等方式获取他人照片后，利用AI软件制作受害人虚假淫秽图片，并添加受害人个人信息后在网络上散布。目前，刘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5年

《广东旅馆业管理规定》强化防治偷拍义务

《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自2025年2月1日起实施。其第九条明确要求，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不得泄露旅客资料和视频监控等信息，并须确保客房内没有安装偷窥、偷拍、窃听等设备。该规定进一步强调旅游业住宿场所的主体责任，明确其在防治偷拍和保护住客隐私方面的义务。

《公共安全视频条例》禁止在特定场所安装摄像设备

2025年4月1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该法第八条规定，禁止在特定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禁止拍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其他区域、部位；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加强日常管理和检查。

成都地铁鞋内偷拍案

2025年4月25日，一名女网友在抖音发布视频称，搭乘成都地铁时，一名男乘客鞋内疑似藏有微型摄像头，自己身穿裙子，怀疑遭偷拍。该视频经微博大V“胖虎鲸”转发后，迅速登上热搜，单日阅读量突破2.3亿次。4月27日，女乘客发布的视频无法查看。4月29日，成都公安通报，涉案人刘某已被抓获。经查，刘某为寻求刺激，在成都地铁偷拍女乘客裙底供个人观看。因侵犯他人隐私，成都公安对刘某依法行政拘留。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强化偷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25年6月27日修订通过，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第五十条明确将以下行为纳入处罚范围，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等信息或者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方法，以及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等。本次修订将罚款上限由由五百元提高至一千元。同时新增条款，对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等信息或者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行为，相关部门可禁止施害人接触被侵害人。

Maskpark事件

2025年7月，网络匿名群组“Maskpark树洞频道”因传播偷拍和性侵影片被曝光。该群组通过Telegram等平台运营，管理着20余个子群，成员超过十万。该群组传播色情内容，和未经同意的偷拍视频、照片，涉及地铁、商场、教室、医院等公共场所，也包括家中、试衣间、卫生间等私人空间。该群组成员偷拍陌生女性，散布女友或前女友隐私影像，甚至存在性侵影像分享。此外，群组还涉及偷拍器材的买卖及安装教学。7月18日和23日，这起事件两度登上新浪微博热搜。随后，该群组备份聊天记录，最大群组被关闭，但小型群组及偷拍器材交易仍在继续。这起事件被网友称为中国版的N号房事件。

针对这起事件，民众发起了民间行动。自由娜拉发布《关于Maskpark事件的倡议》，以推动对影像性暴力的关注与制度改善。如“我即是她”“追鼠记”等小红书账号，进行长期监督和举报行动。英国伦敦的中国行动者在跨性别骄傲游行中声援受害者。

南京阿红事件

南京阿红事件是一起偷拍、传播他人性影像的案件。“阿红”的真实身份是38岁男性焦某。焦某塑造女性形象，通过网络聊天工具和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并偷拍性爱影片，将影片上传至网络贩卖牟利。2025年7月6日，南京警方以传播淫秽物品罪逮捕焦某。此案不仅在中国大陆引发关注，也在马来西亚、泰国、巴西、墨西哥等地引起广泛讨论，并催生大量网络二次创作内容和相关舆论热议。

港大学生Deepfake事件

2025年7月12日，香港大学一名法律系男学生被揭发，私自收集身边多名女性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未经同意，利用AI软件生成色情照片。涉事照片累计超过700张，受影响女性约20至30人。香港现行法律仅规定“未經同意下發布私密影像”的情况，对“制作”行为并无明确规定。现有资料显示该学生并未发布相关影像，未构成香港刑事罪行。香港大学对此事的最终处理是存档警告信，并要求其向受害者道歉。

普通智人编辑部

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即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偷拍、合成、传播涉及身体隐私或性的影像。从最初的“裙底偷拍”到今天由AI生成裸体或性图片、视频，这一犯罪现象在中国经历了至少三十多年的发展演变。曾经，它只是个体的隐秘行为，但随着网络、社交媒体、跨境平台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成为舆论焦点。

本文将沿着时间脉络，根据从1995年至2025年的关键节点，梳理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如何从单一事件扩展为社会性问题，也探索公众与法律如何在其中交织出复杂的回应。

1995-2015年：偷拍影像初现网络

偷拍的发展与摄影设备和网络技术的更新、普及紧密相关。

作为亚洲最早接入互联网的地区之一，香港在1997年即作出首例“网络色情案”判决。涉案人Cheung Kam-Keung（音：张锦强）在网络上传19张涉及男性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的照片，被香港法院以猥亵罪定罪。

当时的香港法律没有网络色情及网络性暴力相关的明确规定，《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1987年生效）主要针对印刷和广播媒体，尚未明确适用于网络内容。而此次判决确认了传播数字化的色情内容同样受法律制裁，成为香港处理相关司法问题的起点。

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于1995年正式向公众开放，随后进入高速发展期。尽管没有关于偷拍案件的直接数据，但中央网信办主办的杂志《中国网信》显示，2000年全国互联网违法犯罪案件共2700起，2004年已超过1.4万起，并呈持续增长趋势。色情网站在此期间也日趋壮大，广告、成人内容销售、线下性服务合作、短信联盟及海外会员制等多种盈利模式逐渐出现，其中也包含对偷拍影像的传播和买卖。

2002年2月，成都徐女士发现未成年儿子在逛电脑城时购买了针孔式摄像头，安装在电视、录像机上，偷拍父母的性生活。《文摘报》报道，“针孔式摄像头每个售价在100到400元之间”。

2003年起，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有人在公交车、广场、天桥、商场等场所偷拍女性的胸、臀、裙底等身体部位，将相关照片通过邮件组群发或上传至网络，并以“偷拍美女走光”等作为标题。

2004年6月，海南高校一名男学生偷拍同校女学生的裙底，并在同学间传播。《商旅报》报道此事时提到，该学生承认经常在网上浏览偷拍照片，且同期在校园网及其他网站上，由学生偷拍的照片和影片数量也在上涨。

同年，江苏南京一名女性在论坛上发现自己试穿内衣被偷拍的照片，点击量超过300次。

随着偷拍影像的公开化与快速扩散，相应受害人数和对个人隐私的损害程度也在扩大。虽然部分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关注，但法律与舆论的反应大多集中在对个体行为的追责上，尚未触及偷拍背后的器材供应、传播渠道与牟利链条。偷拍侵犯他人隐私的性质也未得到重视。

中国大陆的偷拍行为主要凭借《刑法》（1997年施行）中的“侮辱罪”“诽谤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案由进行处罚，网络相关行为则依靠《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7年施行）进行间接约束。缺乏针对偷拍及传播的专门条款，导致部分案件难以得到有效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5年通过修订，并于2006年3月1日开始施行，将偷窥、偷拍、窃听及散布他人隐私等行为纳入行政处罚范围，并明确处罚标准，部分填补了此前的监管空白。

但在法律规范之外，偷拍行为仍频繁发生。2008年6月，海南师范大学一名男大学生在宿舍区偷拍40余名女生，共拍摄生活照片453张，其中200余张被上传至校园网及外部网站。这起事件被冠以“艳照门”的标题，成为海南某新闻网站头条，腾讯、新浪等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仅《海南近百女大学生换衣遭偷拍 露点照上网》一文的评论，就超过了1.5万条。警方删除相关图片、封禁涉事IP，对该男大学生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事件揭示了高校宿舍管理和隐私保护的不足，也凸显了网络传播下受害者可能遭受二次伤害等问题。

中国开展了多项行动，对“淫秽色情”网站进行治理，其中一项是可追溯至2013年的“净化网络环境专项行动”。2013年1月至4月，“净网行动”查处了超过400家“淫秽色情”网站。这些行动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非自愿影像扩散、推动网络安全制度完善的作用。但由于其重心在对媒体、出版和网络文学的打击，也引发了关于创作自由与司法公正的舆论争议。

2015年初，工商总局、公安部、质检总局发布《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打击偷拍设备产业，宣布未经允许生产、销售和使用微型摄像装置等器材均属违法。

2015-2024年：影像扩散与产业化

2015年7月，一段优衣库试衣间的性爱视频泄露，点燃了整个中国网络。相关话题占据微博热搜榜前十，一些人甚至赶去事发地点拍照。原本只是一段私密影像，却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演变成全民狂欢，提示了网络病毒式传播与舆论失控的隐患。。

如果说此前还是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在中国互联网的起步期，2015年则标志着其生产与流通逐渐走向组织化、产业化。这些影像经过整理、打包，被上传至QQ群、论坛、色情网站供观看或售卖。

“草榴社区”和“91porn”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色情网站，二者的服务器都架设在美国，都采取邀请注册制。草榴社区成立于2006年，其中的“CL分享团”主要运营人员是四名中国人，拥有十个全国范围的群组及两万多名用户，发布内容浏览量超千万，通过发布色情图片、贩卖邀请码获利超40万元。

91porn建立于2008年，网站内容主要由中国大陆用户上传的性爱录像与图片组成。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年初，一名注册用户“夯先生”（真名王笑雷）在与一百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时进行偷拍，联合两位同伙将偷拍影像制作为“夯先生系列”视频，上传、销售100多部，购买者上万人次，获利近百万元。2021年6月，北京市警方查处了当地注册的68个91porn账号、删除508部视频、抓捕内容创作者45名。

以上只是草榴社区和91porn庞大用户群中的个案。尽管数次被封禁，草榴社区和91porn至今仍在运行，草榴社区目前会员数超过20万，91porn在2022年每月能够吸引超过1500万次访问。

随着性别平等意识在中国的发展，加之2018年“米兔”爆发，之后的几年，公众尤其是女性，开始呼吁对包括偷拍在内的性暴力现象的重视。但同时，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问题的声讨也引发舆论反弹，人们在社交媒体上陷入真真假假的“诬陷”和“反转”争议。

2023年6月7日，广州地铁发生一起“诬陷”偷拍事件：女乘客张某怀疑一名男子邓某偷拍自己。警方介入后，未发现偷拍证据，双方和解。然而，张某随后在微博发布邓某未打码视频，并称“感觉他不是第一次作案”。这起事件引发关注后，舆论迅速失控，从对地铁偷拍现象的讨论转向针对张某的道德评判，话题演变为“女研究生欺负农民”。有网友进而指控张某校园霸凌、学术不端、私生活混乱。6月11日，张某发布道歉声明。

6月11日，成都地铁发生另一起关于偷拍指控的风波。两名女乘客怀疑男乘客何某鞋内藏有摄像头，警方到场确认鞋内无偷拍设备。当事女乘客当场道歉并提出补偿，但何某拒绝接受，并在微博发布帖文称自己被“诬陷”，两天内阅读量近2000万。何某随后提起诉讼，要求当事女乘客和成都地铁运营公司道歉，并赔偿五万元。该事件虽与广州地铁事件性质不同，却同样在网络上引来大量针对女乘客“诬告”的攻击。

同样在6月，英国媒体BBC发布纪录片《追查痴汉——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揭露在日本由中国人运营的性侵和偷拍网站。纪录片指出，这些团体运营“顶不住”“街射”“痴汉俱乐部”等网站，在地铁、公交上对女乘客实施性侵害并偷拍、售卖视频，作案范围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该网络平台付费会员超过1万，多数为中国男性，此外还设有Telegram群组，约有4000名会员在其中分享偷拍和性侵技巧。纪录片播出后，微博相关讨论词条一度登上热搜，但不到三小时即被限流并删除。

男性“被诬陷偷拍”事件迅速发酵，对比之下，对非自愿性影像传播问题的深度揭露却遭限制。这反映出中国网络审查使公众难以充分讨论性暴力议题。另有《美国之音》等媒体认为，中国网络管理方试图通过不实指控事件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盖跨境偷拍产业链未受重视及处理的问题。

2025年：民间行动应对新挑战

在今天，公共场所偷拍事件仍然频现，同时跨境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事态严重性再次升级，也更大程度上暴露出现行法律未能回应新形式的网络犯罪，亟需进步和完善。

2025年4月25日，一名女网友在抖音发布视频称，在搭乘成都地铁时，身旁的男乘客鞋内疑似藏有微型摄像头，自己身穿裙子可能遭偷拍。视频经微博大V转发后迅速登上热搜，单日阅读量突破两亿次。4月29日，成都公安通报，涉案人刘某被抓获，因侵犯他人隐私依法行政拘留。这起事件显示了社交媒体传播在推动公权力介入方面的作用。

2025年7月，南京发生“阿红”案件。“阿红”的真实身份是焦某，其生理性别为男性，通过在网络平台和社交软件中塑造女性形象，和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并偷拍性爱影片上传至网络牟利。7月6日，南京警方以传播淫秽物品罪逮捕焦某。涉案人员的年龄、外貌、性取向及性别表达在网络上引发了一波猎奇的讨论。亦有人将其它以女性受害者为主的偷拍事件中警察的消极态度与其对比，认为其中存在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但也有网友指，警方这次之所以行动迅速，是为处理与性少数相关的“舆情”。

同样在7月，Telegram匿名频道“Maskpark树洞论坛”被曝光。其组织者借助匿名群组传播偷拍和性侵影像，并进行偷拍器材买卖及安装教学。该事件两度登上微博热搜，但当事人的爆料信息随后便被删除。尽管该平台被关闭，但可能已经转移至隐蔽群组，继续偷拍影像和设备的交易。

7月12日，香港大学一名法律系男学生被揭发私自收集身边多名女性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利用AI软件生成裸体或性图像，累计超过700张，约有20至30名女性受到影响。香港现行法律仅规定“未经同意下发布私密影像”的情况，对“制作”行为并无明确规定。现有资料显示涉事男学生并未发布相关影像，未构成香港刑事罪行。大学对此事的最终处理是对该学生提出警告，并要求其向受害者道歉。

这些案例显示，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受害者与加害者身份多样，边界不断扩张，公安、司法部门和公众都需要提高对其的认知，以探索如何更好地应对犯罪问题及对受害者进行救济。

面对当下的困境和复杂局面，民间行动也在展开。社交平台上，一些网友自发行动，承诺对偷拍进行长期监督和举报，如小红书账号“我即是她”“追鼠记”等。媒体“自由娜拉”发布《影像性暴力受害者支持需求调研问卷》和《关于Maskpark事件的倡议》，以推动对影像性暴力的关注与制度改善。身居海外的中国行动者在跨性别骄傲游行中声援受害者。

这些行动显示，尽管非自愿性影像传播及其他类别的网络性暴力现象日益复杂，社会监督与个体抗争仍是应对这些问题的重要力量。

图｜Maskpark事件引发的民间行动

图｜海外中国行动者的发声

作者·艾欣 编辑·柯弗

2025年7月，多位博主发帖爆料，称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下简称‘MaskPark’）”的Telegram中文频道及其下多个讨论组聊天内容涉及组织化偷拍、传播、贩卖女性影像，售卖偷拍设备并提供安装服务，鼓励对女性施暴等。随着关注度上升，与此消息相关的讨论受到审查限制，但仍引起持续反响，关注者们纷纷在网络发起倡议，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在各色虚实不明的信息中，有一条抓住了人们的眼球——据称该频道拥有一个九十万用户的群组——这个数字后来也被一些媒体在报道中直接引用。

中国究竟有没有九十万能够“翻墙”使用Telegram的男性？实际上，Telegram的一个群组能支持的最大人数是二十万。尽管也相当惊人，但与前者比较还是相距甚远。随后有网友考据，“九十万”这个数字其实是出自MaskPark某四百人群组的自我宣传。作为参考，在MaskPark群关闭或转移后，BBC调查了其它同类中文群组，发现最大的有两万余名成员，这可能是个相对准确的数据。

Telegram的匿名性，加上中国大陆防火墙、网络审查带来的信息缺失和污染，让针对该事件的舆论变得混乱不堪。正因如此，如何看待MaskPark及其他类似网络犯罪的规模和危害，是否存在有效的应对方式等，依然是需要讨论的话题。

偷拍的隐喻：恐惧从何而来

偷拍对受害者（及被视为“潜在受害者”的女性）生活造成的威胁，更多是性羞耻、厌女文化泛滥与社会对受害者缺乏救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像造成的虐待效应一部分是通过人际关系的传播实现的，但社交平台和媒体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女人们需要人人自危的印象。比如在MaskPark事件中，南方都市报和南风窗的报道都使用了较为耸动的标题——“前男友把她卖给了十万人”、“万名女性堕入偷拍暗网”。

在许多描述中，MaskPark被称作“中国版N号房”，但同为网络性犯罪，韩国“N号房”在形式上与其有所区别。“N号房”有组织地对七十余名受害者进行长期恐吓，强迫录制性侵影片，其后再对内容进行收费传播，打造封闭的“会员观看制”；MaskPark则是通过鼓励、要求用户在聊天组分享、交换偷拍影像，发表猥亵言论来维持活跃，从而售卖偷拍设备或不同“机位”的“观看权”，本质上是偷拍产业链的一环。

偷拍犯罪也存在于不同场景，如许多被贩售的视频，是在地铁、商场等公共空间由人手持设备拍摄，或在试衣间、公共厕所、旅馆房间等半公共和封闭空间，安装微型摄像头长期固定拍摄。而在MaskPark事件后被媒体报道的个案，多为亲密对象上传受害者的私密影像，通常伴随着联系方式、住址等隐私信息的泄露，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MaskPark背后的产业以前者为主要牟利手段，同时为后者提供更隐蔽的犯罪空间。

现有的媒体调查已经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偷拍的产业模式，对细节和语言的考察有助于更清楚地分析不同犯罪之间的勾连方式，也更理性地看待其影响和自身面临的实际风险。

“这有什么可看的？”

在一片对MaskPark表达愤怒、恐惧、抗议的评论中，也不乏女性直白地表示困惑。

从已公开的群组内容来看，被传播供意淫的偷拍影像五花八门，除了人们惯常想象的私密内容，也包含日常生活照、女厕视频，甚至B超成像。即使退一步不讨论道德和法律上的问题，这些影像似乎也不具备作为性消费品的价值。借用一位女性的话来说，假设有一天在网上看到自己的这些照片，“甚至都不会有被伤害的感觉，只是觉得很荒谬”。因而，聊天记录背后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以何种心态在观看和发布内容，我们或许很难简单地获得答案。

不过相对清晰的是，已有的案例显示了这类影像的危害性是如何被扩大的。

例如2020年7月发生在杭州的“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源头是一段仅九秒钟的偷拍女性取快递的视频，但被附上“寂寞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后便获得病毒式传播。看似无足轻重的消息蔓延却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至于当事人失去工作、人际关系严重受损，最终不得不通过司法和网络维权。

还有许多女性仅仅是为了应对“可能被偷拍”就已经需要支付超额的代价。有人表示自己在试衣间里也不会裸露身体，“先试裙子，穿上后再把里面的裤子脱掉”，住旅馆要盖着被子换衣服，甚至洗澡时要戴着口罩。在小红书上搜索“偷拍”，就能看到大量“提醒这位姐妹，你被偷拍了”，或是传授如何检查出租屋和旅馆是否有偷拍设备的帖文。在外媒报道中，甚至有身处海外的女性也感到不安，因为“给她装修的人是中国男性，她也担心这些人会对她的房间动手脚”。

很难评价这些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因为女性弥散的恐惧，是对男权弥散的权力的真实反映。“角落里的针孔摄像头”更像是一则强烈的隐喻——对于女性来说，没有哪个空间是绝对安全的，身边任何一个男性都可能是窥视者，只要拥有“女性”这一社会身份，一个人处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就随时可以被凝视和性化，在暗处被传播以供狂欢。

但女性真的必须如此生活吗？有人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法，即从“预防偷拍”的劳动中全面撤出，拒绝来自外界的“提醒”和“保护”，不让对风险的忧虑侵蚀生活空间、限制行动自由。

当然，思考个人层面的选择只是无奈之举，社会文化还必须发生改变。

国家角色：保护者还是监管者？

几年前，韩国反偷拍示威喊出的口号“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曾有力地激励了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反网络性别暴力行动。不过，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也萌发了对于“反色情化”口号的反思。

韩国法律规定，持有、购买、储存、观看性剥削和深度伪造影像（即利用Deepfake技术合成虚假裸体或性影像）须承担刑事责任；香港法律设有“非法拍摄或观察隐私部位罪”，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为性目的拍摄或观察他人隐私部位构成犯罪。相较之下，MaskPark中涉及的行为在中国大陆现行法律中缺少针对性的适用条款，一些过往的偷拍案件通常是依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色情物品罪”进行公诉。

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当事人遭受的侵害未被承认，其身体和性反被法律定义为“淫秽色情”，无疑是加重了污名化；二是“淫秽色情”相关罪名自诞生起就主要被用于打击制作出版。2013年以来，中国官方每年都以“净网”“打击灰色产业链”的名义开展全国专项行动，仅2021年6月到10月间就关闭了十一万余个网站，但其重点在查处所谓“有害信息”和“非法出版”，并非应对网络性犯罪。

不仅如此，现行法条的实行，在当今情境下开始呈现“弊大于利”的趋势。如近年公安对耽美作者、“海棠”作者的批量抓捕和判罚，也是依据“淫秽色情”相关罪名从严处理。对“色情”的判定和刑罪化从事实上在打击着人们、尤其是女性和性少数的情欲探索，或只保留父权制国家所允许的部分，而这一部分通常以维持公序良俗的名义服务于国家对言论管控、维系婚姻家庭制度的政策需要，并不包含对性自主、反性暴力和性别平等的讨论和谈判空间。

一些报道在描述偷拍群组内容时使用“发泄生理欲望”、“内容低俗露骨”等措辞，采用主流的偏见式话语，同时又混淆了性、色情与暴力伤害的区别。如果能少用模糊或者误导性的语言，比如将“儿童色情”替换成“儿童性虐待影像”，将“复仇式色情”“偷拍色情”替换成“非自愿性影像传播”或“影像性暴力”，更有助于指认偷拍及其他类型网络性暴力的根源，即对权利的侵害和对个人边界的破坏。

与支持官方“打击色情”相关的另一条迷思，是相信公权力的扩张有助于保护女性权益。每当有偷拍新闻出现，网络上即有声音要求加强民宿、旅馆实名登记入住的规定，尽管相关条例实际上已经相当严格地在被执行。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简中网络与MaskPark相关的讨论中，一些人将难以追查归因于Telegram平台具有信息加密功能，不在中国的监管之下，呼唤一个展现强硬态度的“大政府”。

但政府的不作为，显然并不是单纯的“能力不足”，更与仍需加强监管毫无干系。

作为主打“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设有超大群组和不设人数上限的公共频道，为频道所有者和内容制作者提供加密货币钱包等多种盈利方式，且对内容不做审查，使其被诟病沦为跨国犯罪的温床。不过除此之外，Telegram的实际安全性被认为在同类加密软件中不具特别优势。其群聊无法开启端到端加密，即便使用“阅后即焚”、私聊加密功能，平台依然可以获取包含用户IP地址、联系方式在内的元数据，且从近两年起，承诺可按各国司法机构要求提供涉嫌犯罪的信息。

中国也有公开追查利用Telegram非法盈利，以及监控软件使用者使用的先例。2020年3月，苏州园区警方在“净网”专项行动中成立专案组，远赴湖南、广东两省，仅一个月时间就抓捕六名通过Telegram以虚拟币的方式售卖个人信息的涉案人员，“成功捣毁一条黑色产业链”。该案因为符合疫情防控和维稳的宣传口径，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

2023年5月，中国多地警方发布公告，要求家长检查孩子的手机，卸载包括Telegram在内的密聊软件，理由是“防止犯罪分子窃取青少年个人资讯并销毁记录”。此举被多方指责侵犯个人权利。

反观涉及海外传播的网络性犯罪案件：2023年，BBC的纪录片揭露了“顶不住”等中文网站及其产业链。该平台拥有四千人的Telegram群组，售卖并允许用户“定制”地铁性侵害、偷拍视频，交由在中国的“制作团队”拍摄。尽管几名主要管理者的信息已被曝光，且有相关人士向中国警方提交证据，但该网站不但未受追查，涉案者之一日前还在社交平台高调宣布回国。

MaskPark事件同样如此，网络和媒体上的主要信息都源于受害者及网友亲身进入群组追踪，而官方至今无任何回应，仅做删帖维稳处理。亦有性暴力影像的受害者称，报警后反被质疑不应非法使用VPN登录境外软件。

全面社会管控下的大数据、信息监控和人脸识别无法解决泛滥的性暴力问题，反被用于定位发声的当事人和关注者，因为警权一向是选择性“清算”。要求政府回应公众，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安全和隐私，是再合理不过的诉求，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机器所扮演的角色。女权主义者的愿景，不是生活中遍布“合法的摄像头”。

谈论行动：打破宏大叙事

数位性犯罪的严重性近年才刚被国际社会揭露和重视，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存在一些突破性案例。

以韩国为例，在多起案件引发国内外关注、受害者报案数量成倍上涨的情形下，警方和政府开始展现出调查的意愿。2024年9月，由于Telegram公司拒绝在案件中建立合作，韩国警方以纵容深伪性剥削的嫌疑对其展开立案前调查。12月，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正式宣布把Telegram列入合作名单，名单上还有谷歌、脸书等12家平台。今年2月，警方首次根据Telegram提供的信息，逮捕十四名网络性犯罪群组的管理者及成员。

台湾司法部门曾用三年时间，在2023年12月破获一宗诱导、勒索拍摄青少年性影像并贩售的“SCP社群案”。作为少数清查包括制造、经营平台和购买者在内的产业上下游，并以“组织犯罪”名义起诉的案件，其相关报道相对清晰地呈现了检方应对大规模组织化网络性剥削案件的策略。

在无法要求境外平台直接提供组织者信息，科技侦查失效的情况下，台湾检警采取传统的“人抓人”方式，通过同类案件掌握非法性影像圈的“线人”和社群运作模式，从匿名社群的聊天信息里获取成员的个人资讯，再线下搜查出分散各地的犯罪者。另外，“SCP社群案”得以取得成效，负责任的女检察官四处游说推动功不可没。但该案也体现了性暴力案件的普遍困境：如警察缺少绩效驱动，办案动力不强；司法体系未能适应网络性犯罪的形势，各地无法串联侦办，地方法院容易以“缺乏管辖权”驳回案件；法律流程的推进可能跟不上平台卷土重来的速度，同类案件办理依旧存在困难等。

较珍贵的是从案件中诞生的反思，提醒公众和司法系统应当看到“人”的存在。比起呼唤官方“重拳打击”的叙事，这或许更有助于从建设性的角度推进讨论：

首先，法律倡导常聚焦于增加惩罚力度，但这一举措未必会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反而可能使法官认定犯罪行为成立的标准愈加严格。更有针对性的做法是先从减少办案阻力入手，考虑适用“预防性拘留”以应对加密软件的信息清除，并将网络性剥削案件列为警方重点绩效，增强警察办案的驱动力。

其次，除惩罚之外，司法同时兼具救济和教育功能。这意味着要在调查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受害者的心理支持，也要重视对处于犯罪链末端的施暴者（购买、观看偷拍制品者）的及时处理，阻断个人从持有、散播到制造性犯罪影像的行为升级，也能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

中国多年前就有针对偷拍个案的处理，但以打击网络性犯罪产业链名义进行的公开调查较为罕见。MaskPark事件后，许多人提出诉求，要求政府正面采取行动，包括成立专项调查组，开设全天影像性暴力举报热线，加强与海外平台的执法合作，针对偷拍及持有、观看、购买非自愿传播性影像行为进行立法，面向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和心理援助等。

遗憾的是，像众多公共事件一样，这些诉求没有得到公开正面回应。在“未经国家批准擅自使用VPN”尚属于违法的前提下，中国官方会主动要求与Telegram等境外网络平台合作调查也属希望渺茫。政府和警察的消极处理乃至信息管控，令事件始终停留在公众抗议的层面。审查或许没有打消网友的关注热情，却在关注者之间制造了信息差，使人们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传播行动。

现有的倡议中，一些诉求难以实现，如要求中国网警跨海外平台执法；还有一些存在误解，如将重点放在限制微型摄像装置的购买权限，实则法律已有规定，生产、销售相关设备可构成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

民间和政府的沟通机制失效，而期待海外关注能够给政府压力从而令其作为，目前来看也不现实。相应地，关注者们只能继续寄望于“发声有用”，并发展出“适应性策略”：在删帖最迅速的小红书，为了让帖文维持热度同时又不触发敏感词，人们会在评论区用大量非相关、重复的信息跟帖，如留言“今天想吃什么”，或复制呼吁关注的口号刷屏。这样做的代价则是依靠情绪来维持舆论，失去了表达观点的机会。

女权主义者面对的考验是如何维持对偷拍和网络性剥削议题长期的关注。既要调整对政府的期待，又希望不受失望和无力感所困，或陷入空洞的抵抗叙事。线上线下，性暴力的文化渗透进生活的角角落落，但反过来也意味着个人有无数行动的可能。无论是拓展深度讨论空间，传递准确有效的信息，还是搭建反性暴力知识库，支持受害者讲述和维权，乃至只是在生活中对抗日常的性别歧视，这些具体可行的方式都能让人们彼此支持，进一步推动社会层面的改变。

（本文部分内容引述“如何应对偷拍造成的恐惧日常化”女权线上讨论活动参与者发言。）

注释：
[1] 《具荷拉自杀与韩国偷拍阴影下的受害者》
[2] 《让主旋律正能量在网络空间更加昂扬——2021年“净网”集中行动综述》
[3] 《苏州园区警方破获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4] 《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
[5] 《Telegram涉嫌纵容深伪性犯罪，韩国警方展开调查》
[6] 《受害者为“N号房”案3倍，韩国再现网络性剥削大案》
[7] 《串联南北、亲讯86名被害少女，检警如何突破近年最大规模未成年“台版N号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