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上的女权写作者：在算法和审查下传递真实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论述将自身行为赋予“抵抗”的意义，但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同盟，则是更进一步的挑战。
作者·艾欣 编辑·柯弗
在小红书，用户可以基于自身兴趣，通过算法推荐打造个人“信息茧房”。这种算法偏好可能削弱信息的多样性。但在趋向分裂和暴力的网络讨论氛围中，用户也利用这种机制将深度信息传递给愿意接收的读者。
从最初的海淘平台，到如今社交媒体和电商的结合，小红书吸引的用户始终以都市年轻女性为主。尽管平台为拓展市场曾推出“男性内容激励计划”，但据“千瓜数据”发布的《2025“活跃用户”研究报告》显示，小红书共计三亿的月活跃用户中仍有七成为女性，“女性互助”相关“种草笔记”月均互动超千万。
这样的平台自然不乏具有女性权利意识的表达。然而与浓厚的消费气息相比，小红书的机制并不鼓励作为公共社会议题的女权传播——既缺少微博广场的开放性和大众化互动，也不像豆瓣拥有可展开深度讨论的小组；内容审查也是公认的严苛，极易触发敏感词，甚至一度删除“独立女性”和“女权主义”标签，降低相关内容可见性。
即便如此，也有女权主义者坚持以个人的身份进行公共表达，在这样一个号称“生活兴趣社区”的平台，不是展现“女权生活方式”，而是带着传播意识和责任感进行以文字为主的严肃内容生产。三位小红书账号的运营者分享了她们的经验：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平台，对其有怎样的观察，以及如何在这里寻找女权主义表达空间。
机会与困境
赵捷最早是小红书的时尚博主，四年前转向性别议题，开始发布“女权观察”系列。彼时，她感到网络上围绕性别事件的争吵非常激烈，但有时即使同为女权主义者，“大家谈论的东西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无法产生对话。“为了大家不吵架”，她开始了有关女权的“基础概念科普”，包括“什么是性别歧视”“怎么区分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之所以选择小红书作为传播平台，也与近年的网络生态有关：女性权利相关的网络讨论呈爆发式增长，且逐渐被大众流行文化接纳，而同时又遭遇舆论反扑和言论审查。
2020年，脱口秀演员杨笠因在表演中吐糟男性，被贴“极端女拳”标签，成为女权主义在网络被指“煽动性别对立”的标志事件；2021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曝光自己抗议公共场所吸烟后遭受暴力对待的经历，反遭网暴和封号。后者的后续影响是，微博在2021年初大量“清理”女权账号，豆瓣也封禁了一批女权小组，并对此后建立的小组实施严格监管。
赵捷认为豆瓣限制太多，微博的舆论环境也让她难以应对：“我吵架没有那么厉害，太容易被网暴了。”而小红书当时还没有太多深入聊性别议题的账号，女性用户为主的环境也营造了友善的讨论氛围，因此她的账号初期就获得了不错的流量。一开始，她还会做更个人化的讲述，如自己作为曾经的时尚博主，从追求主流审美到反思“服美役”的女权意识变化。
随着小红书向电商平台转型，鼓励更多男性进入，平台的生态也发生了转变。2023年9月，在“朱军诉弦子、麦烧名誉侵权案”撤诉一事通过网络传播后，赵捷有一篇名为“性别暴力案件没有立案就等于诬告吗”的帖文被推到首页，因为触发了争议性话题，引来许多攻击和嘲讽。她认真地在评论区回复留言，但还是难以和反对者们产生有效沟通，因为“没有正经跟你聊话题的，都是在骂人”。
之后，赵捷发现学术性的选题“大家好像很喜欢”，符合给公众带来带来信息增量的期待，“也更客观”。同年10月，她转发了《新京报》的一则报道，内容是关于性别不平等带来的慢性压力如何影响女性大脑功能的研究。这条帖文获得了16000多阅读量和2600多次点赞，评论里许多女性表示对内容有同感，并分享给朋友。赵捷有新闻传播和性别研究专业的研究背景，之后便让账号向更“精专”的方向发展，侧重于对数据、文献的分享和解读。
在小红书，用户可以基于自身兴趣，主动利用算法推荐，打造个人“信息茧房”。在网络讨论氛围趋向分裂和暴力的情况下，这一看似不利于信息多样性的机制反而创造了条件，使她的深度信息能传递给真正愿意接收的读者。
王琪琦目前是一名大一学生，她的小红书个人账号有800多个粉丝。从高二起，她就在网络上“输出”自己对女权议题的思考。开始是在B站发布视频，但她不擅长为了传播“对着镜头做夸张化的表达”，因此选择以文字的形式转移到小红书。
当时她是K-pop爱好者，就相应地关注到了女性偶像在业内被剥削的现象。2024年2月，她观看女团选秀节目“创造营亚洲”，发现未成年参与者被安排穿超短裙上台，觉得难以忍受，就发了一条小红书图文帖。标题仅有短短半句话：“好短的裙子……”文中表达了对女团选秀可能增加女性“外貌、身材、年龄”焦虑的担忧，表示“希望未来的文娱产业能有更包容的节目出现，希望大家能用健康的审美看待自己的身体”。
这条帖文在发布一天后突然爆火，“数据每分钟都在涨”，点赞数迅速超6000，令她意识到“原来小红书是有这么大流量的一个平台”。小红书“社区”定位带来的强互动性，也符合她一开始对社媒的期待，即“促进表达，开放公共讨论空间”。此后她就开始不定期更新女权相关内容，小红书也成为她最常用的社交媒体。
关于小红书的推流机制，王琪琦认为是“玄学”，无论粉丝数多少、账号内容是否垂直，都无法预测哪一条帖子会“爆”，因此她可以通过用心创作单条内容，而不是打造人设，让自己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被人看见”。她的账号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既有漫画和电影的观后感，也有“情绪小记”，共同点是大部分内容都指向对个人生活和女权议题的反思。
2024年5月，网上掀起一波女性对妇科检查中粗暴使用鸭嘴钳的抗议。王琪琦对抗议本身进行了反思：“舆论真的能推动器械改进吗？我对此持消极态度。”她的本意是想指出人们对于医疗系统的迷思，希望舆论不只停留在“个人经验性的表达”带来的情感宣泄上。帖文获得了500余条评论，不过其中包含许多对她“居高临下”“理中客”的批评，更有人讽刺地将她称作“先生”，意为“精神男人”。
震惊之余，她意识到公共表达容易被误读，“尤其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议题，大家的理解非常不一样”。因此她也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自认为在坚持正确的女权立场”就与持不同观点的女性割席。同时她也愿意理解一些女性的言辞激烈，因为她们或许正投入网络抗议，或拥有创伤性经历，随之而来的情绪也是公共讨论无可回避的部分。
不过随着无效、情绪化的评论增加，她对于收到反馈“已经没有那么激动了”。她认为，平台互动性强的另一面，是人们发言的“心理门槛非常低”：“二十条评论里能看到一条想跟我交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要承受十九条无关、攻击的评论。”现在，她还是会在社交平台上直率地发表观点，但已经越来越从“双向交流”变为“单向输出”。
审查与“突围”
尤艺可是一起校园性侵害案件的当事人之一。2024年，她看到一篇小红书热帖，是一位女生讲述自己遭遇性骚扰的经历。尽管没有提及关于学校和当事人的具体信息，尤艺可还是根据细节识别出她们应该是遭遇了来自同一个人的骚扰。于是她在帖子下留言，并转发到自己的账号主页：“就是想跟她说一声，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想支持她。”
第二天，警察主动联系尤艺可做笔录，“说在网上监控到舆情，上面领导让他们来调查”，承诺“一定会查清楚”，但同时也劝她不要再就此事发帖，以免滋生“谣言”。
然而警方此后并未积极推进，仅口头告知当事人“不予处罚”的处理结果。于是尤艺可发起了网络维权。她们在小红书发布的帖子发挥了重要作用：陆续有几十位当事人及知情者向她的账号发来私信、提供证言。几个月后，尤艺可通过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再次发文，详细公开了包括施暴者身份、学校名称、案发时间地点、证人证言等信息，促使警方重新启动了调查。
基于对不同平台传播效果的观察，她认为小红书的优势在于，帖文本身可以获得一定的讨论度，“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乐意评论”。她猜测原因是人们在这个平台“更有安全感”，从而“更愿意让别人了解自己”。尽管发帖人不得不含糊其辞，但来自同校学生和其他相关人士的信息相互交换、补充，让事件的全貌得以呈现。与此相比，传播机制类似的抖音虽然由于用户庞杂，信息更易“突破圈层”，但对性暴力事件的当事人而言，反而未必能带来有效支持。
而小红书的局限也很明显，首先是传播主要限于平台内部，其次，审查和字数限制也不利于信息的完整表达。尤艺可结合自身规避审查的经验与小红书用户的偏好，总结出一套传播策略，即叙述不能太直白——既不能直接指出“师生权力关系”“性骚扰”等根源性问题，也不能提及性骚扰的细节，如“摸”“亲”，而要把信息“包裹”在一个第一人称、以经历和感受为主的“完整的故事”里来讲述。但同时表述也不能过于情绪化，如指责施暴者行为“下流”，否则容易被平台识别为“极端言论”。
赵捷和王琪琦的经验也可以和她相互对应。在赵捷关心的性暴力等议题上，平台的审查机制增加了表达成本：如遇涉及性的表达，包括“性关系”“强奸”“性骚扰”等，她经常不得不用英语、拼音或特殊字符代替。并且由于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收到系统关于屏蔽或限制传播的通知，她难以判断一篇低阅读量的帖子究竟是被限流，还是仅仅不受欢迎：“这很正常，因为它（性别议题）不是一个大众领域。”
有两件事令王琪琦感到难过。一是自己发布的帖文获得一定影响力后就被审查，除她本人之外的用户都无法查看，表达只能走向“终点”；另一件是，她收藏了两条关于一位女性被家暴致死的新闻讨论帖，后来都没有了痕迹。 “算法确实在限制你。（这些内容）只能成为你自己的赛博历史。”
平台为应对审查而自查，遵循的是识别关键词、预防舆论发酵的简单逻辑，对用户的影响则是具有时效性、严肃、深度的内容得不到传播，也难以产生对于结构性问题的问责及建设性讨论。而这些恰恰是像赵捷、王琪琦和尤艺可这样的内容生产者和维权者所关心的。
《中国数字时代》曾于2022年7月发布了一份据称为被泄露的小红书官方审查知识库文件，其中包含网络舆情监控及给平台审查员的意见指导，揭示了平台审查背后的机制。文件将审查员应当注意的“舆情事件”分为来自政府部门的“指令下发”和标志平台自我审查的“内部舆情”。除常见的“涉政”内容外，也包括“敏感社会事件和民意”“公共卫生或社会安全事件”等相关内容。
对于一些典型的与性别相关的舆情事件，如发生在2020年5月的“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民法典草案删除离婚冷静期”“全国优秀班主任性侵害数十名未成年男生”，文件分别指示审核员注意：“对女权的探讨上升到人身攻击的极端女权言论”，及“宣扬不良的家庭观、婚恋观、利益观以及有悖公序良俗”的言论；将“近期发生的多起未成年性侵事件”相联系、“吐槽国家性教育缺失”的言论，及“同性恋概念传播”。
探索可持续的“缓慢抵抗”
小红书依然为王琪琦关注社会热点提供了“一手资料”，据她观察，几乎每一起性别事件曝光初期，都有几篇“现象级”帖子能成功“突破信息茧房”，获得上万点赞和至少几十万的浏览量，“可能算法在这个时刻还没有能力屏蔽关键词”。
但审查的严格使得热度高的帖子可能很快就会被屏蔽，新的内容也难以发布。且不同于微博，“转发”并不是小红书的核心功能，因此对于性别暴力事件等“纯负面的性别新闻”，她如果想有更多的参与，通常还是会选择在微博转发；在小红书，她更愿意在“火帖”下面评论，而不会自己发帖。
赵捷观察到，在“Maskpark树洞论坛”“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争议”这样的事件中，小红书网友表达关注的方式通常是用写有口号和诉求的“大字报”式图片在评论区跟帖，以求提高帖子的热度，“跟追星应援还蛮像的”。她认为这的确是相对有效的方式，相比单独的帖文，对于评论区的海量信息，审查员可能更难及时识别和删除。
虎嗅网今年3月发布的文章《小红书上的女性主义与父权制：一场无声的较量》，将小红书的女性意识表达称作“奶茶杯底”的“微型宣言”。这也似乎符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学者谭佳提出的女权主义的“缓慢抵抗”概念：非自由环境下分散、小规模但持续的抵抗实践，很多时候表现为日常行为，易被忽视，但仍可能对社会变革起积极作用。这一概念回应了在中国女权行动被打压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女权主义话语和身份却空前流行的现象。
今年10月至11月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友响应了海外的“紫色头像运动”——通过将头像改为紫色，声援南非女权组织要求政府将针对女性的暴力及谋杀宣布为国家灾难的紧急呼吁。在小红书，除了有网友自己更换头像，还有人提供紫色模板，或义务帮助希望保留原有头像的网友调色，也出现了专为追星或喜欢虚拟角色的网友提供的头像。此外还有更多围绕“紫色”这一关键词展开的内容，如“好物推荐”：从讲述美国黑人女性反抗性别压迫的小说《紫颜色》，到紫色调的时尚单品。
然而，话题扩散未必带来有效的联结和行动。大数据审查下，可见的仅有“更换头像”这一形式，运动的背景、策略则无法得到完整阐释。其中之一表现在不断有困惑的小红书网友发帖询问“紫色头像是什么意思”；参与者的行为也因过度娱乐化和缺乏运动性受到“自嗨”、“跟风”的质疑。与此同时，网络反女权者借用爱国话语，将之歪曲、夸大为“境外势力”发动的“颜色革命”，进一步通过信息污染制造了舆论混乱。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论述将自身行为赋予“抵抗”的意义，但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同盟，则是更进一步的挑战。女权主义者们对此已经有了不同形式的探索。
小红书不是王琪琦在线上表达观点的唯一渠道，她同时是一系列线上活动的组织者。她组织的活动中，参与者们会开启音视频，在能看见、听见彼此的情况下，对网络上的争议性问题展开基于女权视角的探讨或辩论。在她看来，只要能看到“足够真实和有趣的人”，观点冲突反而不重要，因为人们愿意“以更现实的样貌暴露在彼此面前”，从而建立最基础的信任。相比在社交媒体上，她在这样的场域中更有意愿与其他人产生互动，进而发展出能够长期交流的关系。
尽管感到“长篇、严肃”的性别理论相比以前不再那么受欢迎，赵捷仍在小红书坚持写作。许多同类以“女性”“科研”为主题的账号会走向变现，如提供留学中介服务，但她目前还是专注于知识性内容生产，想在假消息泛滥的网络里“讲一些真实的东西”。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更合适的发言平台，“微博也没落了”。
对于网络环境的变化，她并未感到十分失望，而是认为这是“全世界右转”之下的必然结果。她相信“不限时间，不限平台”，即使只在朋友圈，也可以专注于个人表达。同时她对自己也有新的要求，即让女权表达不只停留在网络：“线下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件事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注释：
[1]《2025「活跃用户」研究报告》
[2]《情况比预想的严峻，小红书删除“独立女性”和“女权主义”标签》
[3]《【CDT报道】小红书审查百科：泄露文件揭示中国精密的审查机器》
[4]《小红书上的女性主义与父权制：一场无声的较量》
[5]Slow resistance: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m in ‘illiberal’ contexts
[6]Women for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