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在互联网的三十年：公共表达、集体行动与生存策略
中国互联网女权的实践展示了行动者的创造力与适应力
作者·林冬 编辑·柯弗 日期·2025/12/31
三十年的中国互联网女权实践展示了行动者的创造力与适应力，也揭示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密互动。
1995 至 2025 年，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也为女权主义在这里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公共空间与实践场域。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不断探索如何利用网络表达观点、组织行动，并在不断变化的技术与政治环境中寻求生存与可见性。
基于对关键事件、行动者、平台生态和政策环境的梳理，本文关注女权主义在中国互联网中的发展轨迹：它如何出现、被行动者推动，以及在什么规则下被允许、限制或消失。同时，我们想试图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女权主义在网络中不断生成、消失又再度出现，这一过程如何反映中国性别政治的变迁？
一、1995-2005年：早期互联网的女权表达
1995至2005 年是中国互联网起步的十年，也是女权主义第一次与网络公共空间发生链接的十年。由于网络使用用户数量有限，平台结构和治理机制尚在形成，社会讨论主要集中在高校BBS、论坛、博客等平台。彼时，“女权”还不是明确的身份，也不是自觉的政治立场，而是更多以议题、事件、争议和个人表达的方式进入网络空间。
1、社会事件与热点话题引发性别讨论
在中国互联网早期，女权讨论多以社会事件和热点话题为切入点。一次校园悲剧、一宗暴力案件或个人公开的身体经验，都可能在高校 BBS、论坛及门户网站引发热烈回应，女性经验和性别议题因而得以通过网络进入公众视野。
两起典型案件是邱庆枫案和黄静案。2000年5月20日，北京大学一年级女学生邱庆枫在校园遭强奸未遂遇害。此事在高校BBS上引发了大量悼念与讨论，包括一塌糊涂BBS、北大未名BBS、清华水木BBS等平台。网友对校方管理提出质疑，召集了跨校烛光悼念等活动。
2003年，湖南湘潭音乐教师黄静被发现于宿舍内身亡，死亡时全身赤裸、身上有多处伤痕。黄静的母亲将此案在网络上公布后，网友“风中的追赶者”为她建立了网站“天堂花园”。该网站在一年内吸引了超过两百万人访问，访问者们围绕约会强奸、司法处理和女性受害叙事的讨论突破了当时舆论的边界，被媒体称为“中国网络第一案”。这之后，艾晓明、胡杰拍摄纪录片《天堂花园》，讨论“约会强奸”的概念，进一步推动了公众对性别议题的关注。
与此同时，与女性身体、欲望/性有关的争议成为互联网早期的热议焦点。2003年，木子美在博客中以日记形式公开个人性经验；2004 年，竹影青瞳在天涯论坛更新个人裸照；2005 年，流氓燕（叶海燕）在天涯论坛发布裸照、公开讨论性表达及性工作者权益。这些事件都曾在网络上引发百万级阅读讨论量，个人经验也因此成为了公众议题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女权话题虽然零散分散、缺乏系统化组织，但为女性经验的公共化和性别议题之后在中国互联网的持续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网络女权运动积累了经验。
2、女权早期网络空间：高校BBS、论坛
早期的女权讨论虽多由事件和个体表达推动，但网络平台结构为议题形成规模提供了条件。高校 BBS、综合论坛和门户网站构成了这个时期最核心的讨论空间。
高校 BBS 是中国早期互联网最活跃的平台形式之一，其中广为人知的有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北京大学的一塌糊涂、南京大学的小百合、浙江大学的飘渺水云间等。当时的高校 BBS 对校内用户和校外网友均提供访问权限，是讨论政治、社会与性别议题的重要空间。以一塌糊涂 BBS 为例，其注册用户曾超过三十万，设置有讨论政治的“台海观察”、讨论性议题的“人之初”、讨论性少数的“酷儿”等版面。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邱庆枫案得以从线上讨论延伸至线下悼念活动，成为互联网早期“线上—线下联动”的典型案例。
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网易，则主要通过新闻报道呈现相关事件，扩大公众对性别暴力和社会争议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随着博客与个人主页的普及，一批女性写作者开始在网上分享观点、参与公共讨论，为女权议题提供了另一条进入网络的路径。
在这些平台的共同推动下，女权话题在互联网早期的可见性开始逐步彰显，为之后更具公共性的女权表达奠定了基础。
3、结构性限制初现
1995至2005年，中国互联网表面上相对开放，但结构性限制也在开始形成。
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出台强化了国家对网络内容的管理：网站发布或转载新闻需取得许可，非官方来源的报道与评论受到限制。这一政策推动各类论坛和社区强化内容管理，敏感话题逐渐进入审核流程，部分版块或话题受到限制或关闭。博客用户在2005年快速增长，在监管政策下，平台不得不强化内容审核。
对高校 BBS 的整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变化之一。2004年，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永久关闭一塌糊涂BBS；2005年起，南京大学小百合、水木清华等 BBS 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开始“校内化”、加强身份管理或被官方接管。这一轮整顿被视为中国互联网被政府监管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治理开始从局部事后管理向制度化、前置性的内容监管转变，公共讨论空间被重新划定，包括性别议题在内的社会议题呈现方式受到明显影响。
性别结构也影响了网络舆论格局。2005年，中国网民约1.1亿人，其中58.7%为男性，占比更高。同时，明确有女权主义倾向的用户数量有限，女权观点多分散出现，难以形成稳定的话语场。女权议题也始终处于边缘：缺乏稳定的意见领袖、行动者和组织，也缺少持续的公共讨论空间，讨论多以事件驱动，零散出现。
二、2006-2015年：女权行动的扩张与再界定
2006至2015年，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博客、微博、豆瓣、微信等社交平台逐渐成熟，用户数量显著增加。这一时期的女权表达在讨论方式、组织形态和公共可见度上都有明显变化。
1、女权行动者的公共表达
2006至2015年的互联网女权表达，既延续了早期事件驱动的特征，又出现了更具组织化、可见化的行动案例，事件和行动成为女权话题在网络空间快速传播的核心动力。
互联网逐渐出现自我定义为“女权主义者”身份的行动者。以叶海燕为例，她于2005年在武汉成立“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创办“中国民间女权网”，将性工作者权益、儿童性侵案件及底层女性生存困境带入公共讨论。
2012年起，青年女权主义行动者开始活跃在大众视野中。2012年2月，李麦子、郑楚然等人在广州发起抗议男女厕位比例不合理的“占领男厕所”。这场行动被媒体广泛报道，最终于2016年促成公共厕所设计标准调整。2012年6月，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发布涉及侮辱女性言论。陈想起等人发起“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行动，该标语也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2013年，叶海燕在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举牌，抗议该校校长涉嫌性侵幼女案。该行动获得大量社会讨论，众多网友通过拍照等方式参与声援。2014年，黄蓉起诉杭州一家用人单位性别歧视，引发行动者在微博发起活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等部门反映要求关注就业性别歧视问题。2015年，自媒体“女权之声”发起“抵制毒春晚”为主题的活动，反对春晚节目中歧视女性的内容……女权话题逐渐与网络上的文化批评和公共议题结合，引发广泛舆论关注。
2、多平台并存的女权表达
进入2006至2015年后，女权网络表达的传播渠道也更加多元，涵盖独立网站、社交平台账号等多种空间。
第一类是独立网站。2003 年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向公众开放注册后，出现了一批与性别相关的网站。这些网站背景和功能各异，主要可分为四种：政府与官方机构开设的网站，如中国妇女网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网站，主要发布政策与法律信息；高校和研究机构创办的网站，如反对家庭暴力网、妇女观察网、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等，提供学术研究、案例分析和教育资源；媒体或刊物运营的网站，如《蓝铃》《农家女》，主要同步自己的期刊内容；民间网站，如女声网、中国民间女权网、女性方便新观念等，更综合、多形式提供性别相关的信息和内容。这些网站从发布信息、经验分享、社群互助等不同维度开展工作，为性别问题的公共讨论和行动网络提供了路径。
第二类是依托社交平台创建账号。 自2009年以来，微博、Bilibili、微信公众号、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兴起，女权表达进入更加公开、易于扩散的网络环境。女权组织和个人开设账号，通过线上传播、线下行动和社群互动扩大影响力。例如，“女权之声”“新媒体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等账号不仅分享信息，还动员社会参与，使性别议题在公众视野中获得持续关注。
3、公共化进程中的争议与管控
随着女权网络表达走向公共视野，行动者面临的压力与阻碍也不断加剧。首先需要直面的是公众舆论争议。以“中国民间女权网”为例，其最具争议的项目是用于接听性工作者来电的“红尘热线”。这一尝试遭到网友辱骂，被贬称为“妓女热线”。后来，叶海燕将网站更名为“红尘网”，并将其定位为中国第一个关注妓女的网站。这一调整引发了更为激烈的社会排斥：网站遭遇黑客攻击，服务商拒绝继续提供技术支持，最终导致网站被迫关闭。
如果说公众争议是第一重压力，那么政府的直接介入则进一步改变女权在公共空间中的处境。2010 年，武汉警方因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的相关活动，对叶海燕进行传唤和拘留。2015 年，王曼、韦婷婷、郑楚然、李婷婷（李麦子）和武嵘嵘五名行动者因筹办反性骚扰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抓捕。
政府通过治安与法律框架重新界定了民间女权行动，使其不再被视为正当的公共权利诉求。在缺乏对等公共表达空间的情况下，行动者难以为自身实践辩护或澄清。公众争议与国家打压相互叠加，女权主义被污名化的程度愈加严重，个人参与或支持女权行动的成本也显著提高。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经历了从行动者出现、策略化表达、进入公共视野，到被政治化并去正当化的过程。
三、2016-2025年：网络女权泛化与跨领域扩展
2016至2025年，中国互联网女权表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女权话题和行动呈现出更高的可见性，但同时也面临更为严峻的平台封禁、账号打压和现实干预。女权讨论不再局限于性别暴力或职场议题，而是逐步扩展至文化、娱乐、教育、日常生活等众多领域。重大性别事件和社会议题成为讨论和行动的集中触发点，推动形成跨平台、跨地域的线上发声网络。
1、网络女权的泛化
当线下女权行动因政府打压受阻时，互联网女权讨论却获得了更广泛的可见度。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陈小武性骚扰，成为中国#MeToo运动的开端。随后，学术界、公益界、媒体界乃至宗教界的性骚扰幸存者陆续公开经历，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关注。受害者和志愿者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建立线上声援网络：罗茜茜、弦子等当事人在微博开设账号，向公众展示事件过程与维权诉求。许多个人和志愿者小组加入支持行动，形成跨平台、跨国别、跨地域的声援体系。在微博上，@七只小怪兽 发起“MeToo在中国”标签活动；@张累累累累 发起“万人致信母校”行动，呼吁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 发起“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等话题，引导公众关注性骚扰防治。
与此同时，女权议题以更为分散的形式在不同领域中展开。一批“网络女权意见领袖”出现，吸引了几万到百万不等的粉丝，如女王C-Cup、林毛毛、爆裂甜心小鳄鱼毛毛等。2020年起，许多女性脱口秀演员走红，如杨笠、李雪琴、颜怡颜悦、小帕等。“豆瓣鹅组”“生活组”等豆瓣小组起初以娱乐、生活为主，也成为女权话题活跃的空间。这些尝试使性别议题进入主流语境，成为泛女权表达的一种途径。
2、封禁与打压
2016至2025年间，网络制度化管理与现实打压同步加剧，使女权话题的传播和行动面临多重限制。
在舆论环境中，“女权”被贴上负面标签，公共形象不断受损。2017年，环球时报作者“耿直哥”发表文章《新中国坚守到今天的这块阵地，有人要腐蚀夺走了》，将“极端女权”“激进女权”视作“敌人”。2018年，微信和微博账号@酷玩实验室 将女权主义指控为境外势力或邪教。@子午侠士、@伊利达雷之怒 为代表的微博反女权账号，攻击女权主义者跟境外勾结。此外，2020年以来，官方自媒体账号多次就女权议题发布批评。女权议题越来越多地被与意识形态斗争联系，相关讨论变得愈发敏感。
平台方面，微博、微信、豆瓣等自2018年以来加强审查，采取禁言、封号、话题限流、取消或清理小组等措施。2018年#MeToo运动后，多个女权账号遭封禁或限流。2021年，微博被删除的账号包括志愿者小组账号如@CatchUp性别平等姐妹 ，以及个人账号如@肖美腻 （肖美丽）、@datudatu（郑楚然）、@王乐平Robbin （王乐平）等。同年4月，豆瓣近十个女权相关小组被清理。7月，十余个高校LGBT社团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微信公众号被停用。
女权打压不仅针对网络账号、民间组织，也波及女性公众人物。以脱口秀演员为例，杨笠因段子被指“煽动性别对立”，多次遭到男性网友为主的抵制：2021年3月，英特尔下架其代言的笔记本广告；2024年10月，京东承诺“后续没有与相关演员合作计划”。李雪琴、颜怡颜悦等女性脱口秀演员亦面临类似舆论压力和商业限制。
3、平台生态变化与表达策略
微博、豆瓣和微信公众号曾是女权表达的核心阵地，但自 2018 年起，众多账号陆续遭封禁或限制。在这种压力下，行动者采取了多样化应对策略：一些人尝试重新注册账号，但影响力有所下降；另一些转向小红书、B 站等新兴平台寻求新的传播空间；还有部分人通过匿名或小型账号活动，以降低风险；跨平台同步发布内容也成为常用手段，以减少单一渠道受限带来的影响。同时，部分行动者结合线下活动或私密社群，延续女权实践。
近年来，女权账号数量显著增加，但随着身份与立场差异的凸显，观点和策略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田园女权、激进女权、极端女权，平权仙子、婚驴、打拳……每个标签后面都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行动方式和议题关注，也反映出网络女权内部多元而复杂的声音。
在表达策略上，行动者不断创新：内容形式多样化，涵盖文字、播客、视频等；内容议题更加广泛，既关注社会事件、文化现象，也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性别经验；表达方式更加灵活，通过分析、批评与倡议引发公众讨论。这些策略不仅提升了女权话题的可见性，也展现了行动者在制度约束下的适应能力。
基于上述变化，网络女权逐渐呈现“泛化”趋势：当政治与公共诉求受限时，女权话题转向可传播、可消费、可讨论的文化形式，进入娱乐产业与流行文化体系。泛化并不意味着议题消解，而是维系了女权在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与社会影响力。
结语
回顾1995至2025年的中国互联网女权，可以看到从零散的个体讨论逐步发展为跨平台、多形式集体实践的变化。早期依托高校 BBS 和论坛的讨论，以社会事件和个人经验为主；2006至2015年，博客、微博、豆瓣等平台推动女权表达走向组织化和公共化，同时也面临日益严格的监管；2016年至今，#MeToo 运动和重大性别事件促成女权话题的跨平台扩展与文化化表达，行动者通过多样策略维持议题可见性，但仍承受封禁、舆论打压和现实干预的压力。
三十年来，女权主义者通过不断实践和创新，让性别议题在网络与现实中持续被关注。正如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所强调的“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持续的行动依然是推动性别平等的关键。
注释：
[1]《现代“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黄静案”反思》
[2]《「我们不过是一群胡闹的孩子」——北京大学「一塌糊涂」BBS小史》
[3]《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简史（上部2012-2013）》
[4]《叶海燕：从“小姐”走向“妇女党主席”（上）》
[5]《“铁链女”事件远未终结：噤声、镇压和秘密反抗》
[5]《中国网络女性主义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