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全面看待“偷拍”的成因、后果及干预
一项基于六千人的调查研究，深入探寻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现象的普遍性及复杂性。
作者· Nicola Henry, Clare McGlynn, Asher Flynn, Kelly Johnson, Anastasia Powell, Adrian J. Scott
编辑·艾欣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非自愿裸露或性影像的成因与后果研究》一书于2020年出版。作为截至出版规模最大的针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现象研究，该书通过开展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三个国家六千多名参与者的调查，深入探究了此类侵害行为的普遍性及受害者经历的复杂性，同时梳理了有效应对和预防的系列措施。本文编译自其中部分内容，原文信息见文末。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定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色情杂志《好色客》刊登了一篇长篇特稿，向读者征集女性阴道照片以供发表。几位女性起诉《好色客》杂志，称其在未经她们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了这些照片，涉嫌诽谤和侵犯隐私。在一个案例中，一对男女在派对上偷拍了另一名女性的照片并投稿，这些照片后来被刊登在了杂志上。
这一案件证明，未经同意拍摄或分享裸露/性爱影像并非新现象。只是在1986年，案件开庭审理时，“复仇式色情”“性勒索”“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和“深度伪造”等术语尚未出现，带摄像头的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万维网也尚未发明，很少有人能够预见，这类现象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复仇式色情”一词诞生于二十一世纪初，其定义为“未经他人同意，尤其是出于报复或骚扰的目的，将他人的色情内容发布到网上”。在媒体报道中，它经常被描述成一种“报复前任”的行为。虽然这一术语在过去曾促进人们对相应社会问题的关注，但许多受害者、倡导者、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认为这个词令人感到不适——作为一种委婉标签，它掩盖了应受谴责的行为，甚至为赋予其合理性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手段。
首先，“复仇式”是一种误称，因为并非所有散布影像的行为都是出于报复，还可能有其他动机，如性满足、偷窥欲、金钱收益、社会地位提升或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其次，该术语仅关注前伴侣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分享私密影像，而忽略了以其他形式实施的侵害行为，例如在公共或私人场所偷拍，或威胁分享私密影像。第三，该术语有指责受害者的含义，因为它暗示受害者的行为激怒了罪犯。第四，“色情”一词的使用将非自愿的裸露或性爱影像与商业色情制品的制作相提并论，不足以反映其危害，也未能捕捉影像的多样性——其中许多既不色情也不露骨。最后，该术语关注的是影像的内容，而不是侵害行为本身。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创造了一些其它术语来描述此类行为，包括“非自愿色情”“非自愿性简讯”或“基于影像的性虐待”。虽然没有完美的术语，但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基于影像的性虐待”（Image-based Sexual Abuse），因为它更能体现伤害的本质，以及行为、动机、数字设备和平台的多样性。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是涵盖范围广泛的虐待行为的总称，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未经同意拍摄、分享裸露或性影像；在“复仇式色情”网站上分享影像；使用人工智能或其他数字处理技术制作虚假性爱影像，将受害者的面部逼真地嫁接到实施性行为的身体上；陌生人或亲密伴侣在网上威胁受害者，迫使其分享更多影像、支付金钱或从事任何非自愿的行为；拍摄、分享性侵犯的影像。
“多重受害”与“性暴力的连续体”
参与访谈的受害者报告了各种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经历。他们的裸露或性爱影像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扩散。这些受害者中，包括了最初自愿向他人分享影像的人、同意他人拍摄或被强行拍摄的人、因为失去意识或在隐藏摄像头下而不知道自己被拍摄的人，还有极少数被制作、伪造影像的人。
这类虐待不受地点限制，影像可能会在家里、工作场所、学校和聚会，以及更广泛的线上和线下活动上被拍摄或分享。例如，一位受访者描述了她在手术室接受麻醉时，一名护士如何拍摄了她的生殖器照片；另一位则称自己的一位朋友兼同事拍摄了她上厕所的照片。
许多人还经历过有人威胁要分享他们的裸露或性影像，目的是为了胁迫他们，或在亲密关系中及其结束之后对他们施加控制。大多数报告的虐待事件发生在过去五年内，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已过去十年，仍对他们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的进步使有施虐动机的人更容易实施他们的行为，而且通常可以是匿名、不受惩罚的。然而，在许多方面，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非技术性的”。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问题源于根深蒂固的性别和性取向规范，这些规范不仅将身体——尤其是女性、“女性化”或不合规范的身体——物化和商品化，还将其作为骚扰、虐待和施暴的载体。与其说它是网络时代的“新”事物，不如说是既存有害结构的影响、延伸和放大。
虽然任何性别的人都可能遭受基于影像的性虐待伤害，但女性报告的负面情绪、对声誉和安全的担忧、健康和人际关系影响比男性更严重，女性也比男性更有可能将自己认定为受害者或幸存者。并且，大多数承载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内容的网络平台是为了取悦异性恋男性并物化女性而设计的。性少数、少数族裔和年轻人也更容易遭受骚扰。这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基于影像的性虐待与仇恨犯罪之间的联系。
“多重受害”也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发现。一些参与者不仅报告了多次遭受同一施暴者或多名施暴者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经历，还报告了在其它背景下遭受性暴力、家庭暴力、跟踪和性骚扰的经历——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约有三分之一参与者表示，未经同意拍摄、分享或威胁分享裸露或性爱照片，是现任或前任亲密伴侣实施的更广泛、持续的家暴的一部分。
许多女性在一生中会经历多种形式的性暴力，这些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经历被称为“性暴力的连续体”。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性暴力对女性生活的累积影响，以及受害者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经历的不同反应。
过往的一些研究借鉴了创伤的生物医学论述，通过描述各种心理和身体所遭受的伤害和痛苦，凸显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后果。例如，在一项对美国和加拿大受害者进行的研究中，参与者报告了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倾向、焦虑、抑郁等。一些人还采用了潜在有害的应对机制，例如酗酒。
医学化的创伤框架有助于使受害者的经历“合法化”，“真实”展现其遭受侵犯的程度，提供性暴力在社会中造成的严重且有广泛影响的“权威证据”，也有助于论证用于预防此类犯罪和支持受害者的资源分配合理性。对一些受害者来说，这或许也能帮助他们理解自身经历。但同时，仅关注个别受害者所遭受的特定身心困扰，也可能会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病态主体”，而使其去语境和去政治化。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的本质可能会在其中被忽略、轻视和误解。
女性主义现象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整体的视角来理解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所造成的伤害。在我们的访谈中，受害者以基于创伤、超越医学化的方式表达了她们的遭遇，强调她们经历的重叠性，描述了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社会性破坏、伤害的恒久性、生存威胁、孤立、以及自由受限。
相当多的参与者将他们遭受影像性虐待的经历描述为“一种彻底的毁灭”，改变了他们的自我意识、身份、对身体完整性的感知、与他人的关系，导致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和自我意识划分为虐待发生“之前”和“之后”。
许多女性参与者还谈到了她们如何感到“被贬低”、“羞愧”和“愚蠢”，这反映了性别化的社会期望和性行为规范。她们谈到了自己如何被指责为影像被暴露的罪魁祸首，以及因此遭受的性侮辱。有女性参与者表示，“最严重”的伤害是被家人发现——令父母失望是耻辱的，即使只是被他们发现自己是一个“有性欲的人”。
一些受害者谈到了伤害的交叉性，以及这些伤害带来的额外风险。一位澳大利亚的参与者描述了她所遭受的仇恨言论如何反映了种族主义和厌女症：“我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吸引力，因为我不瘦，也不是白人……人们会说：‘你又丑又恶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与其他形式的暴力和虐待一样，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所带来的威胁、恐惧和束缚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几乎是无论如何应对，都无法消除对受害者的影响。对一些人而言，每天都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每一次对涉及他们受虐内容的浏览或传播都意味着虐待的重演。许多人描述了他们如何不断检索互联网，尤其是色情网站或社交媒体，以防自己的影像被发布或转发。还有一些人则会过度分析自己所有的社交互动，试图确定谁可能知道或看过他们的影像，并因此对他们产生负面看法，这些举措往往会对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造成额外的伤害。
基于影像的性虐待还会让人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一种深深的疏离感。这通常是源于信任的严重丧失，不仅是对施暴者的，也是对家人、朋友、网络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除此之外，孤立感还常常因他人的负面反应而加剧，许多人因此退出了社交生活和人际关系。一些人不再感到在网上“安全”，反而将其视为一个可能再次造成创伤的场所。
要全面理解伤害，不仅要看人们“遭受了什么”，还要看他们被阻止做什么。换句话说，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构成了“自由犯罪”，会限制一个人的“可能性视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虐待的后果往往受到性别文化价值观、态度和实践的影响，虽然困难，但这些环境因素实际上是可以被改变的。
为受害者寻求正义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基于影像的性虐待在不同时期、环境下的流行程度和危害，必须了解“性影像分享”本身作为一种性表达形式，是如何跟随社会规范不断变化的。
针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受害者指责叙事，可以说是对前网络时代其他形式性暴力受害者指责叙事的延伸。曾经那些提供给女性的“建议”——不要晚上出门、不要穿短裙、不要喝得酩酊大醉——在 21 世纪发展为“不要拍带有性暗示的自拍”。换句话说，受害者指责叙事依赖于羞辱和谴责女性，因为她们参与了“危险”或“不正常”的行为，并身处她们“本应更了解”的环境中，因此必须为这些风险承担一定责任。
当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已经经历了明显的转变，对公开的性表达更加宽容。网络约会和性行为正日益普遍和“正常化”。公众话语从指责和羞辱受害者转向认识到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严重性。媒体报道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明显的转变，即强调选择拍摄和交换裸体或性爱影像本身并没有错，伤害源于未经同意使用这些影像对自主权的侵犯。
对一些参与我们访谈的受害者来说，积极抵制性羞辱，并拒绝让施暴者影响她们在其他性关系中的自我表达，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一位女性所说的：“我不会改变我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我的在线互动和内容，而且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做。”
对许多性少数者而言也是如此。公开表达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可能会遭受暴力、骚扰、歧视，甚至刑事定罪，因此网络空间长期以来为性少数群体提供了相对安全的性自我表达环境。性少数群体的约会文化更多地与网络平台关联在一起，这在历史和当前的文化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国际文献也提出了一些担忧，即性自由、性赋权和性自我表达背后存在潜藏的压力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在我们采访受害者时也有充分体现。一位参与者谈到了在男同性恋约会或性市场上“竞争”的内在压力：“我大概厌倦了那种不得不通过裸照和别人争夺注意力的感觉……我发现大多数人只是喜欢收到照片和收集照片。”
许多女性受访者也描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人们普遍接受双方同意的性自我表达，甚至“每个人都这么做”。然而，当其他人未经允许分享影像时，她们作为受害者却遭到指责和羞辱。女性被赋予了一种有限的、商品化的“主动”性观念，而不是女权主义所要求的全新的情色表达和实践。
通过阻止个人参与在线约会或性表达来预防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是不切实际的。种种研究都表明，以禁欲为重点的性教育会使年轻人失去自主权，缺乏做出关于自身性健康、安全和福祉的自主决策所需的信息和信心。而将此类犯罪现象纳入性教育，与其它关于隐私和同意的讨论相结合，有望成为重要的预防途径。
鉴于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广泛影响，世界各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刑事和民事法律，为受害者提供正义和救济。然而，与其他性暴力问题一样，该领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司法缺口”。虽然我们访谈的许多受害者都曾走入刑事司法程序，但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认为这是获得支持或补救的最佳途径。
在一些国家，刑法复杂且零散，只有针对传播性影像、偷窥和“裙底偷拍”等行为有单独的法律规定。现有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法律有五个主要缺陷：处理对象没有纳入“嫁接”、伪造的性影像；缺乏考虑威胁分享的情形；要求提供“造成伤害或痛苦”的证据；缺乏匿名条款来保护投诉人的身份；以及法律在人群中未能普及。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现有支持服务的认识将会不断提高，但这些服务必须资源充足、协调一致且信息畅通。重要的是，受害者需要并应该获得充分的信息技术、法律和情感支持，以使他们能够自主选择需要什么样的正义，以及如何寻求和促进这种正义。
受害者的首要诉求通常是删除他们的影像。许多人首先会求助警方，因为他们无法确保所有痕迹都被清除，而警方在从网络平台和设备上删除内容方面拥有比他们更大的权力。此外，要求受害者不断观看这些影像本身就可能造成创伤。
但我们访谈的大多数受害者对警方的回应都感到不满，形容他们是“漠不关心”“不屑一顾”“残忍”且“武断”。警方的回应缺乏紧迫性——在基于影像的性虐待案件中，这种情况尤为恶劣，因为影像每分钟都可能被进一步传播。警察不仅需要接受法律方面的培训，还需要接受如何应对受害者的培训。
此外，许多受害者没有选择报警或诉诸法律，理由可能是担心舆论压力、不希望施暴者被逮捕或判刑，或担心警方对网络平台的调查会“连累”其他受害者的影像被进一步公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自己的遭遇得到“更严肃的对待”。
一些受害者希望与施暴者对峙，有时是希望施暴者承担责任并为其所作所为道歉。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有意愿与施暴者对话。关键在于，受害者普遍认为需要“文化变革”，即开展广泛且有针对性的教育，以促使人们了解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影响和后果，从而获得“被承认的正义”，并确保“没有人会再经历这种事”。
像面对其他性暴力一样，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理解受害者所需正义的多样性，例如协商、调节、赔偿。包括建立更具恢复性和变革性的司法机制，支持受害者“重新掌控”自己的形象、身体、生活、事业以及身心健康。
改造促成“偷窥”及虐待的环境
鉴于网络上有如此多的商业色情内容可供用户免费获取，为什么非自愿性影像还会有需求和市场，并且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本？
对施暴者的调查发现，基于影像的性虐待行为没有一个共同的主导动机。我们询问了那些声称曾拍摄、分享或威胁分享非自愿性影像的参与者，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多种动机的混合很常见，包括寻求乐趣、调情、给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维系关系、寻求关注、报复或“反击”、制造尴尬、控制他人、获取好处等等。其中“控制他人”是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似乎并未意识到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或有意淡化自己的行为。即使将动机描述为“控制”“羞辱”或“报复”，他们还是会给这些照片贴上仅仅是“有趣”或“色情”的标签。这些发现与受害者所描述的严重而持久的影响是矛盾的。
非自愿性影像的交换和交易，在许多方面已被正常化，构成了一种“社会货币”。在一些“私密分享网站”中，施暴者的行为似乎并非出于报复，而是为了在一个男性同龄人网络社区中将自己表现为“真正的男人”。这些用户共同利用对认识或不认识的女性进行“仪式化的性羞辱”，来获得性满足和建立自尊。虽然本质上可能具有竞争性，但在同龄人群体中，这种行为也受到积极鼓励、支持和规范。
极端阳刚气质的表演通常通过身体与性欲的媒介实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摄像普及之前，某些男子气概的标志——如职业、财富和体魄——固然易于验证，但性能力却难以证明。然而在网络时代，裸露或性影像已成为亲密关系与性征服能力的“证据”。
随着互联网发展，普通用户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更是内容的生产者。人们在网络上追求“真实”的视觉呈现。在网络色情经济中尤为明显，表现为业余色情片（注：指非由专业演员出演，而是用户自行拍摄并上传的色情片）数量呈指数级增长。非自愿性影像也是主流色情作品中的热门类型，其中既有“演绎”的主题色情片，也有“真实”的偷拍和泄露影像。
法律和医学将“偷窥癖”视为一种精神病理缺陷，但未能解释大众文化中“偷窥”的复杂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受到真人秀、色情作品和社交媒体的推动，被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逐渐适应并接受，形成一种对“大量消费他人看似真实且毫无防备的生活信息”的痴迷。
对于促成、纵容非自愿性影像传播的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社群，我们需要加强理解，以设计适当的应对措施。例如制定有效的刑事和民事法律，以及在学校和社区推广教育项目，从源头上进行预防。并且，任何教育预防的措施都不能仅以课程传授的形式孤立进行，否则即使通过教育向年轻人传递了关于同意和隐私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会被社会和大众媒体中的反面信息所削弱。
针对基于图像的性虐待的不同干预措施涵盖三类：
“一级预防”旨在通过解决“驱动因素”，将暴力行为防患于未然。这包括改变与暴力相关的结构、文化以及常见行为。例如，通过教育项目、社会营销活动、反歧视政策或本地社区干预措施，减少暴力风险因素并促进保护性因素。
“二级预防”，即早期干预或在行为升级之前及早发现，针对的是施暴或受害风险更高的人群，如年轻人，女性、残障、性少数人群，或被确定具有愤怒管理或药物滥用等多种风险指标的男性。此外，针对同龄人群体，特别是男性同龄人群体中发生的基于图片的性虐待，增强旁观者的自信心，使他们有意愿和能力进行干预，也具有一定潜力。
三级预防是指在虐待发生后采取的干预措施，旨在防止其升级和反复。这可能包括紧急住宿和医疗服务、长期支持和刑法应对措施。
如果说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技术将继续发展、变革和适应变化，施暴者也将继续利用技术作为胁迫、骚扰、虐待的工具。尽管基于影像的性虐待的行为和影响多种多样，且在不同背景下有所差异，但我们绝不能允许侵犯性自主权、性同意和隐私的行为成为网络时代的新常态。
原标题：Image-based Sexual Abuse：A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Non-consensual Nude or Sexual Imagery
中文标题：基于影像的性虐待：非自愿裸露或性影像的成因与后果研究
作者：Nicola Henry, Clare McGlynn, Asher Flynn, Kelly Johnson, Anastasia Powell, Adrian J. Scott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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