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kpark 监管升级能否消除偷拍隐患？从Maskpark式犯罪谈起
女权主义者的愿景，不是生活中遍布“合法的摄像头”。
作者·艾欣 编辑·柯弗
全面社会管控下的大数据、信息监控和人脸识别无法解决泛滥的性暴力问题，反被用于定位发声的当事人和关注者，因为警权一向是选择性“清算”。要求政府回应公众，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安全和隐私，是再合理不过的诉求，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机器所扮演的角色。
2025年7月，多位博主发帖爆料，称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下简称‘MaskPark’）”的Telegram中文频道及其下多个讨论组聊天内容涉及组织化偷拍、传播、贩卖女性影像，售卖偷拍设备并提供安装服务，鼓励对女性施暴等。随着关注度上升，与此消息相关的讨论受到审查限制，但仍引起持续反响，关注者们纷纷在网络发起倡议，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在各色虚实不明的信息中，有一条抓住了人们的眼球——据称该频道拥有一个九十万用户的群组——这个数字后来也被一些媒体在报道中直接引用。
中国究竟有没有九十万能够“翻墙”使用Telegram的男性？实际上，Telegram的一个群组能支持的最大人数是二十万。尽管也相当惊人，但与前者比较还是相距甚远。随后有网友考据，“九十万”这个数字其实是出自MaskPark某四百人群组的自我宣传。作为参考，在MaskPark群关闭或转移后，BBC调查了其它同类中文群组，发现最大的有两万余名成员，这可能是个相对准确的数据。
Telegram的匿名性，加上中国大陆防火墙、网络审查带来的信息缺失和污染，让针对该事件的舆论变得混乱不堪。正因如此，如何看待MaskPark及其他类似网络犯罪的规模和危害，是否存在有效的应对方式等，依然是需要讨论的话题。
偷拍的隐喻：恐惧从何而来
偷拍对受害者（及被视为“潜在受害者”的女性）生活造成的威胁，更多是性羞耻、厌女文化泛滥与社会对受害者缺乏救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像造成的虐待效应一部分是通过人际关系的传播实现的，但社交平台和媒体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女人们需要人人自危的印象。比如在MaskPark事件中，南方都市报和南风窗的报道都使用了较为耸动的标题——“前男友把她卖给了十万人”、“万名女性堕入偷拍暗网”。
在许多描述中，MaskPark被称作“中国版N号房”，但同为网络性犯罪，韩国“N号房”在形式上与其有所区别。“N号房”有组织地对七十余名受害者进行长期恐吓，强迫录制性侵影片，其后再对内容进行收费传播，打造封闭的“会员观看制”；MaskPark则是通过鼓励、要求用户在聊天组分享、交换偷拍影像，发表猥亵言论来维持活跃，从而售卖偷拍设备或不同“机位”的“观看权”，本质上是偷拍产业链的一环。
偷拍犯罪也存在于不同场景，如许多被贩售的视频，是在地铁、商场等公共空间由人手持设备拍摄，或在试衣间、公共厕所、旅馆房间等半公共和封闭空间，安装微型摄像头长期固定拍摄。而在MaskPark事件后被媒体报道的个案，多为亲密对象上传受害者的私密影像，通常伴随着联系方式、住址等隐私信息的泄露，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MaskPark背后的产业以前者为主要牟利手段，同时为后者提供更隐蔽的犯罪空间。
现有的媒体调查已经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偷拍的产业模式，对细节和语言的考察有助于更清楚地分析不同犯罪之间的勾连方式，也更理性地看待其影响和自身面临的实际风险。
“这有什么可看的？”
在一片对MaskPark表达愤怒、恐惧、抗议的评论中，也不乏女性直白地表示困惑。
从已公开的群组内容来看，被传播供意淫的偷拍影像五花八门，除了人们惯常想象的私密内容，也包含日常生活照、女厕视频，甚至B超成像。即使退一步不讨论道德和法律上的问题，这些影像似乎也不具备作为性消费品的价值。借用一位女性的话来说，假设有一天在网上看到自己的这些照片，“甚至都不会有被伤害的感觉，只是觉得很荒谬”。因而，聊天记录背后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以何种心态在观看和发布内容，我们或许很难简单地获得答案。
不过相对清晰的是，已有的案例显示了这类影像的危害性是如何被扩大的。
例如2020年7月发生在杭州的“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源头是一段仅九秒钟的偷拍女性取快递的视频，但被附上“寂寞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后便获得病毒式传播。看似无足轻重的消息蔓延却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至于当事人失去工作、人际关系严重受损，最终不得不通过司法和网络维权。
还有许多女性仅仅是为了应对“可能被偷拍”就已经需要支付超额的代价。有人表示自己在试衣间里也不会裸露身体，“先试裙子，穿上后再把里面的裤子脱掉”，住旅馆要盖着被子换衣服，甚至洗澡时要戴着口罩。在小红书上搜索“偷拍”，就能看到大量“提醒这位姐妹，你被偷拍了”，或是传授如何检查出租屋和旅馆是否有偷拍设备的帖文。在外媒报道中，甚至有身处海外的女性也感到不安，因为“给她装修的人是中国男性，她也担心这些人会对她的房间动手脚”。
很难评价这些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因为女性弥散的恐惧，是对男权弥散的权力的真实反映。“角落里的针孔摄像头”更像是一则强烈的隐喻——对于女性来说，没有哪个空间是绝对安全的，身边任何一个男性都可能是窥视者，只要拥有“女性”这一社会身份，一个人处于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就随时可以被凝视和性化，在暗处被传播以供狂欢。
但女性真的必须如此生活吗？有人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法，即从“预防偷拍”的劳动中全面撤出，拒绝来自外界的“提醒”和“保护”，不让对风险的忧虑侵蚀生活空间、限制行动自由。
当然，思考个人层面的选择只是无奈之举，社会文化还必须发生改变。
国家角色：保护者还是监管者？
几年前，韩国反偷拍示威喊出的口号“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曾有力地激励了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反网络性别暴力行动。不过，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也萌发了对于“反色情化”口号的反思。
韩国法律规定，持有、购买、储存、观看性剥削和深度伪造影像（即利用Deepfake技术合成虚假裸体或性影像）须承担刑事责任；香港法律设有“非法拍摄或观察隐私部位罪”，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为性目的拍摄或观察他人隐私部位构成犯罪。相较之下，MaskPark中涉及的行为在中国大陆现行法律中缺少针对性的适用条款，一些过往的偷拍案件通常是依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色情物品罪”进行公诉。
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当事人遭受的侵害未被承认，其身体和性反被法律定义为“淫秽色情”，无疑是加重了污名化；二是“淫秽色情”相关罪名自诞生起就主要被用于打击制作出版。2013年以来，中国官方每年都以“净网”“打击灰色产业链”的名义开展全国专项行动，仅2021年6月到10月间就关闭了十一万余个网站，但其重点在查处所谓“有害信息”和“非法出版”，并非应对网络性犯罪。
不仅如此，现行法条的实行，在当今情境下开始呈现“弊大于利”的趋势。如近年公安对耽美作者、“海棠”作者的批量抓捕和判罚，也是依据“淫秽色情”相关罪名从严处理。对“色情”的判定和刑罪化从事实上在打击着人们、尤其是女性和性少数的情欲探索，或只保留父权制国家所允许的部分，而这一部分通常以维持公序良俗的名义服务于国家对言论管控、维系婚姻家庭制度的政策需要，并不包含对性自主、反性暴力和性别平等的讨论和谈判空间。
一些报道在描述偷拍群组内容时使用“发泄生理欲望”、“内容低俗露骨”等措辞，采用主流的偏见式话语，同时又混淆了性、色情与暴力伤害的区别。如果能少用模糊或者误导性的语言，比如将“儿童色情”替换成“儿童性虐待影像”，将“复仇式色情”“偷拍色情”替换成“非自愿性影像传播”或“影像性暴力”，更有助于指认偷拍及其他类型网络性暴力的根源，即对权利的侵害和对个人边界的破坏。
与支持官方“打击色情”相关的另一条迷思，是相信公权力的扩张有助于保护女性权益。每当有偷拍新闻出现，网络上即有声音要求加强民宿、旅馆实名登记入住的规定，尽管相关条例实际上已经相当严格地在被执行。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简中网络与MaskPark相关的讨论中，一些人将难以追查归因于Telegram平台具有信息加密功能，不在中国的监管之下，呼唤一个展现强硬态度的“大政府”。
但政府的不作为，显然并不是单纯的“能力不足”，更与仍需加强监管毫无干系。
作为主打“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设有超大群组和不设人数上限的公共频道，为频道所有者和内容制作者提供加密货币钱包等多种盈利方式，且对内容不做审查，使其被诟病沦为跨国犯罪的温床。不过除此之外，Telegram的实际安全性被认为在同类加密软件中不具特别优势。其群聊无法开启端到端加密，即便使用“阅后即焚”、私聊加密功能，平台依然可以获取包含用户IP地址、联系方式在内的元数据，且从近两年起，承诺可按各国司法机构要求提供涉嫌犯罪的信息。
中国也有公开追查利用Telegram非法盈利，以及监控软件使用者使用的先例。2020年3月，苏州园区警方在“净网”专项行动中成立专案组，远赴湖南、广东两省，仅一个月时间就抓捕六名通过Telegram以虚拟币的方式售卖个人信息的涉案人员，“成功捣毁一条黑色产业链”。该案因为符合疫情防控和维稳的宣传口径，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
2023年5月，中国多地警方发布公告，要求家长检查孩子的手机，卸载包括Telegram在内的密聊软件，理由是“防止犯罪分子窃取青少年个人资讯并销毁记录”。此举被多方指责侵犯个人权利。
反观涉及海外传播的网络性犯罪案件：2023年，BBC的纪录片揭露了“顶不住”等中文网站及其产业链。该平台拥有四千人的Telegram群组，售卖并允许用户“定制”地铁性侵害、偷拍视频，交由在中国的“制作团队”拍摄。尽管几名主要管理者的信息已被曝光，且有相关人士向中国警方提交证据，但该网站不但未受追查，涉案者之一日前还在社交平台高调宣布回国。
MaskPark事件同样如此，网络和媒体上的主要信息都源于受害者及网友亲身进入群组追踪，而官方至今无任何回应，仅做删帖维稳处理。亦有性暴力影像的受害者称，报警后反被质疑不应非法使用VPN登录境外软件。
全面社会管控下的大数据、信息监控和人脸识别无法解决泛滥的性暴力问题，反被用于定位发声的当事人和关注者，因为警权一向是选择性“清算”。要求政府回应公众，采取措施保护个人安全和隐私，是再合理不过的诉求，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机器所扮演的角色。女权主义者的愿景，不是生活中遍布“合法的摄像头”。
谈论行动：打破宏大叙事
数位性犯罪的严重性近年才刚被国际社会揭露和重视，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存在一些突破性案例。
以韩国为例，在多起案件引发国内外关注、受害者报案数量成倍上涨的情形下，警方和政府开始展现出调查的意愿。2024年9月，由于Telegram公司拒绝在案件中建立合作，韩国警方以纵容深伪性剥削的嫌疑对其展开立案前调查。12月，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正式宣布把Telegram列入合作名单，名单上还有谷歌、脸书等12家平台。今年2月，警方首次根据Telegram提供的信息，逮捕十四名网络性犯罪群组的管理者及成员。
台湾司法部门曾用三年时间，在2023年12月破获一宗诱导、勒索拍摄青少年性影像并贩售的“SCP社群案”。作为少数清查包括制造、经营平台和购买者在内的产业上下游，并以“组织犯罪”名义起诉的案件，其相关报道相对清晰地呈现了检方应对大规模组织化网络性剥削案件的策略。
在无法要求境外平台直接提供组织者信息，科技侦查失效的情况下，台湾检警采取传统的“人抓人”方式，通过同类案件掌握非法性影像圈的“线人”和社群运作模式，从匿名社群的聊天信息里获取成员的个人资讯，再线下搜查出分散各地的犯罪者。另外，“SCP社群案”得以取得成效，负责任的女检察官四处游说推动功不可没。但该案也体现了性暴力案件的普遍困境：如警察缺少绩效驱动，办案动力不强；司法体系未能适应网络性犯罪的形势，各地无法串联侦办，地方法院容易以“缺乏管辖权”驳回案件；法律流程的推进可能跟不上平台卷土重来的速度，同类案件办理依旧存在困难等。
较珍贵的是从案件中诞生的反思，提醒公众和司法系统应当看到“人”的存在。比起呼唤官方“重拳打击”的叙事，这或许更有助于从建设性的角度推进讨论：
首先，法律倡导常聚焦于增加惩罚力度，但这一举措未必会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反而可能使法官认定犯罪行为成立的标准愈加严格。更有针对性的做法是先从减少办案阻力入手，考虑适用“预防性拘留”以应对加密软件的信息清除，并将网络性剥削案件列为警方重点绩效，增强警察办案的驱动力。
其次，除惩罚之外，司法同时兼具救济和教育功能。这意味着要在调查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受害者的心理支持，也要重视对处于犯罪链末端的施暴者（购买、观看偷拍制品者）的及时处理，阻断个人从持有、散播到制造性犯罪影像的行为升级，也能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
中国多年前就有针对偷拍个案的处理，但以打击网络性犯罪产业链名义进行的公开调查较为罕见。MaskPark事件后，许多人提出诉求，要求政府正面采取行动，包括成立专项调查组，开设全天影像性暴力举报热线，加强与海外平台的执法合作，针对偷拍及持有、观看、购买非自愿传播性影像行为进行立法，面向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和心理援助等。
遗憾的是，像众多公共事件一样，这些诉求没有得到公开正面回应。在“未经国家批准擅自使用VPN”尚属于违法的前提下，中国官方会主动要求与Telegram等境外网络平台合作调查也属希望渺茫。政府和警察的消极处理乃至信息管控，令事件始终停留在公众抗议的层面。审查或许没有打消网友的关注热情，却在关注者之间制造了信息差，使人们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传播行动。
现有的倡议中，一些诉求难以实现，如要求中国网警跨海外平台执法；还有一些存在误解，如将重点放在限制微型摄像装置的购买权限，实则法律已有规定，生产、销售相关设备可构成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
民间和政府的沟通机制失效，而期待海外关注能够给政府压力从而令其作为，目前来看也不现实。相应地，关注者们只能继续寄望于“发声有用”，并发展出“适应性策略”：在删帖最迅速的小红书，为了让帖文维持热度同时又不触发敏感词，人们会在评论区用大量非相关、重复的信息跟帖，如留言“今天想吃什么”，或复制呼吁关注的口号刷屏。这样做的代价则是依靠情绪来维持舆论，失去了表达观点的机会。
女权主义者面对的考验是如何维持对偷拍和网络性剥削议题长期的关注。既要调整对政府的期待，又希望不受失望和无力感所困，或陷入空洞的抵抗叙事。线上线下，性暴力的文化渗透进生活的角角落落，但反过来也意味着个人有无数行动的可能。无论是拓展深度讨论空间，传递准确有效的信息，还是搭建反性暴力知识库，支持受害者讲述和维权，乃至只是在生活中对抗日常的性别歧视，这些具体可行的方式都能让人们彼此支持，进一步推动社会层面的改变。
（本文部分内容引述“如何应对偷拍造成的恐惧日常化”女权线上讨论活动参与者发言。）
注释：
[1] 《具荷拉自杀与韩国偷拍阴影下的受害者》
[2] 《让主旋律正能量在网络空间更加昂扬——2021年“净网”集中行动综述》
[3] 《苏州园区警方破获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4] 《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
[5] 《Telegram涉嫌纵容深伪性犯罪，韩国警方展开调查》
[6] 《受害者为“N号房”案3倍，韩国再现网络性剥削大案》
[7] 《串联南北、亲讯86名被害少女，检警如何突破近年最大规模未成年“台版N号房”？》